据国内一家知名网站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地举行的名目繁多的听证会，有98%涉及价格问题，而价格听证会中，几乎100%属于提价听证（2005年5月《民主与法制》杂志）。
价格听证会是为了构筑起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的博弈平台，使各方利益能在平等基础上公开表达，以帮助政府形成合理决策。而如今，不少价格听证会已成了涨价的先兆，这显然有违价格听证的初衷。为何大多数的价格听证会都成了例行公事的“涨价会”？除了缺乏法律规范，实际操作随意性大等原因外，从实际看，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陷。
首先是举办单位的不合理性。现而今的价格听证会，大多由政府主管部门举办，自有其“部门利益”，很难保证其毫无“私心”。许多单位经营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大都牵涉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投资、补贴或收益，有的甚至本身就是政企不分的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同处政府序列的价格主管部门要成为中立的主持者比较困难。
其次是听证代表选择的不合理性。现在，许多听证代表都是通过“组织渠道”选拔的，于是，一些所谓的“百姓代表”到了价格听证会上，不仅不为公众利益说话，反而竭力为企业和政府“抬轿子”，这样的听证会不成为“涨价会”才怪呢。
再者，在一些价格听证会上，出现了严重的部门倾向甚至是长官意志。有业内人士透露，即便反对的声音很大，但只要是“上面”点头了，价格还是要涨上去。这就造成了听证会不是在讨论涨不涨价，而是讨论涨多少。年初，北京市举行的六大世界遗产旅游景点门票提价听证会，尽管社会舆论一片反对，主办方还是以“听证各方表示理解”为由，“一致”通过了涨价方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如果听证会仅仅成为企业或政府的“代言人”，甚至与“涨价”划上等号，沦为“涨价”的帮凶，那么，它的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就完全失效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其它形式在价格决策机制中有效引入民意，由充分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共同掌握公用事业的调价权，也是一个改革方向。廖建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