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成都火车站警察“爱”小偷、小偷“靠”警察的报道余波不断，近日，媒体又陆续曝光了一些其中的“内幕”，比如一位现役军人的检举揭开了多年捂着的盖子，比如整个成都车站派出所“大换血”，以致用40多名刚刚毕业的“学生警察”来更换。（综合5月24日《法制日报》、《重庆时报》等报道）
成都车站派出所从领导班子的几乎“一锅端”，到半数执法警察被撤换，足以宣告这个基层执法机构多年来执法功能的基本破产，而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火车站之乱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无论采取多少次集中打击行动，这种乱都没有丝毫被遏制的迹象。在一个愈治愈乱的局面下，难道上级有关部门就没有怀疑过，外乱必有内贼相呼应的可能吗？二是如果一个基层派出所的半数警察涉嫌集体犯罪，那么是否可以说，上级部门已经丧失了对这个基层派出所的控制权，导致这个派出所成为水泼不进、严密封锁的利益堡垒，而这一切，我们曾经在多少腐败案件中似曾相识？
传统的行政管理，看上去上级威严无比，掌握着最高管理权力，其实不然。一个基层权力机构，几乎控制着面对民众的所有资源：执法与管理的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按法律或行政规定收取各种资源的权力、乃至借助这些权力“搭便车”的“权力”。由于基层权力机构掌握的权力太多、太过集中，而且又是管理信息的惟一提供者，因此上级完全“依赖”于下级。比如，成都火车站久乱不治，小偷越来越多，根据车站派出所的汇报，是因为“人手不够、执法资源不足”，上级主管部门就必须赋予成都车站派出所更多的人手、资源乃至权力，期望他们应对这些乱；这样的循环结果，造成车站派出所拥有的权力与资源越来越庞大，而又无足够有效的异体监督，一旦自己乱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不是成都铁路公安局过分相信车站派出所人员，而是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上级对下级的信息依赖程度之高，“迫使”它只能相信下去，除非出现足够分量的其他信息提供，比如那位军人当场抓获警察与小偷分赃，以及他自身的特殊身份；一旦真相大白，从普通民众到上级主管部门都会吃惊地发现：这种腐败不是一两个人所为，而是一大群人共谋。因为在一个严格控制的传统行政基层机构，头头一乱，下面的人也跟着乱，不得不乱，否则就会被排挤。这种酱缸发酵效应，在其他“窝案”中都有雷同的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