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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琴有些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譬如腐败现象，窃以为即是如此。常读到报刊上一些反腐杂文，作者大都在列举某某腐败现象后义愤填膺地痛斥腐败分子道德败坏，呼吁天下为官者清廉自守。看罢总觉得是隔靴搔痒。最近听到一种说法，说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几乎没有腐败。本来，我对于腐败现象是不想评说的。说了，于事无补，于己无益。而听到这种高论，便不得不想说几句了。予生也晚，未能赶上至今仍令某些人怀恋不已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倒是七十年代的某些事，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得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工厂、商店都是“国营”的，我家有个芳邻，户主在国营蔬菜店工作，人家每天都能吃到又好又新鲜的蔬菜，常让邻居们艳羡不已。人家全家人也引以为豪。而且，我们也受其恩惠，如买菜不用排队，还能挑点好的，秤要高高的……用那时的话说，此类现象叫“走后门”。当然，那时的腐败现象如果仅仅局限于通过关系买点好菜这样的“小儿科”，也足以证明那时是不折不扣的“清平之世”。实际上，“走后门”范围远远不止如此。那时我虽然还是一介孩童，却也听说了某某大官将其亲戚调到了一个好单位，某某通过走后门办了“农转非”……而且，炫耀者洋洋自得，听众面露艳羡之色。按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腐败分子们的腐败水平绝不亚于今天。人们在社交场合介绍起人来，也乐于将某某的背景炫耀一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曾与一个同学参加过一个宴会，主人介绍在座的一位先生说：这就是某局长的大女婿。我的那位同学反应也真快，立刻站起来说：“大女婿你好！”顿时满座粲然。我相信人间有圣贤存在，但圣贤毕竟很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权势的羡慕，对财富的追求，对享乐的渴望，乃是其本性使然。只不过在他们尚未得到权势之时，这种本性没有发挥的机会而已。而一朝权在手，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仅仅靠其“自律”，往往是靠不住的。孔子可谓“圣贤”，但他也是爱财的。他曾说：“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是如果能得到富贵，即使替人做司机也愿意。他又曾对颜回说：“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意思是如果颜回有很多钱财，他愿为颜回做管家。这虽是“圣人”的玩笑话，却也说明一个问题：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爱财乃人之本性，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必然是软弱无力的。是不是可以说，在我国，腐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不是吗？尽管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打击贪官污吏，但贪官污吏的产生仍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些贪官污吏在做官之前都是来自人民群众，而且有的还曾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之所以由“优秀分子”变为“腐败分子”，窃以为原因有二：一是人都有贪婪之性，二是缺乏科学的监督制约机制。承认人有各种私欲是需要勇气的。只有正视之，进而用民主与法治来制约人的私欲的膨胀，才是最大程度上减少“腐败”的必由之路。仅靠打死几只苍蝇或苍白的道德说教，“吾未知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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