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须转型

　　评论

　　陶然

　　在中国大城市群中最年轻的深圳，不经意间又成了中国最拥挤的城市:人口密度最高，人口倒挂比例最严重，流动人口最多，人口增速最快，深圳想不当这个“第一”，竟然找不到“对手”。

　　一位老深圳说，1995年的深圳，晚间的街头没有什么行人，只有静静矗立的高楼，那时的深圳有“城”而无“市”。10年之后的今天，处处人潮汹涌，这座城市快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了。一位副市长也说，如果再不解决人口问题，深圳前25年的建设成果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怎么办？一个最常见的做法，是把“炮口”对准外来人口。深圳社科院一位学者就公开表示，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深圳，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言下之意，是外来人口拖住了深圳现代化的步伐。这说法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门槛”意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在社会待遇方面有不小的分别。现有的外来人口管理主流理念是什么？可能在一部分管理决策者的眼中，还是采用办暂住证等方法来进行控制。

　　户籍，办证，这正是旧“门槛”的基本元素。深圳上世纪80年代初就确立了严格控制人口的管理思路，提出:民工进深必须由当地政府干部带队，用工单位必须领取许可证后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证。

　　时至今日，这些旧门槛或者已经烟消云散，或者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缓解城乡差别，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农村剩余劳力流向城市。

　　怎么办？旧的门槛效用不佳，但没有门槛，“控制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这些目标显然也无法做到。所以，门槛只有也必须“转型”。

　　国内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党国英曾表示:对外来者，政府不应直接通过政策“拒或者迎”，应该交给市场去运作。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参数，什么样的外来人口可以在这座城市找到位置，比如他通过劳动可以买(租)得起房，他就会选择留下来。当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政府的职能之一，政府可以通过这个层面的操作确立居住参数。

　　就深圳来看，产业的转移可以使部分低素质的人口自然置换出城市，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按照党国英的“居住门槛”理论，我们发现深圳确实已经在进程之中，深圳改造“城中村”和制止违法开发建设这两大举措，可以理解为控制人口、开始建立新的市场门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