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抢劫是刑事犯罪，警方必须立案

　　昨日《南方都市报》有一条记者述评，谈到广州火车站有条200米的“惊心路”，抢劫犯猖狂，保安城管见怪不怪。在分析原因时，记者引用一个法学硕士朋友的话说：“抢劫犯都是懂法的，按照规定，抢劫金额达不到限度，公安部门便不能立案，只能从轻发落。”

　　看了这个法学硕士的解释，我非常诧异，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抢劫还要达到“金额限度”才能立案。在我的知识储备中，认定抢劫应该是这样的：只要抢劫行为发生了，不管金额大小，都要算作抢劫；即使没有抢到任何东西，只要抢劫的要素具备了，也要算作抢劫行为成立。抢劫是刑事犯罪，警方对抢劫嫌疑人，不是不能立案，而是必须立案。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的认定才有金额限度。要达到多少金额才可以认定盗窃行为发生，又达到多少金额就算“数额较大”，再达到多少金额就算“数额巨大”。我猜测，这位法学硕士恐怕是把盗窃和抢劫搞混淆了。

　　抢劫数额只有在量刑时才能发生作用，数额小量刑就轻，数额较大量刑就重，数额巨大量刑更重。抢劫数额的大小一般是比照盗窃数额的大小的，比如达到1000元就是数额较大，达到1万元就是数额巨大。

　　因此，广州火车站存在的“抢劫一条街”，成为旅客和市民的“畏途”，其原因同法律规定无关，而同执法水平有关。　沸腾

　　财税政策须关照弱势群体

　　福布斯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5月24日《法制晚报》)。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长，税收占GDP的比重也由1996年的10.18％，增长至2004年的19％，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与经济发达国家采取的所得税制度不同，我国由流转环节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税收(简称流转税或销售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绝对高的份额(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占整个税收近70％的比重)。流转税税制特点是比例税率，高收入纳税人与低收入纳税人缴纳相同比例的税收，而且基本上会向最终消费者转嫁税收负担，对贫富差异的调节能力非常有限。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由于政策设计、征管能力等多方面原因，工薪收入所得税及利息税占到个人所得税70％左右的比重，因此国税总局副局长在年初曾经表示：当前，弱势群体的税收还是比较高。

　　对应于“收税”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关心“用税”，即国家财政能否向弱势群体实行转移支付。因此，综合“收税”与“用税”两个方面，我们的财政收支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民众诟病的“教育滥收费”、“医疗乱涨价”正暴露了政府对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投入不足。　顾一冰

　　取消药品加价未必能解决看病贵

　　“现在，卫生部已经基本决定，要取消药品加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专访时透露。韩启德指出，以前政府给医院补贴，但是后来这项措施取消了，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给了一个政策，就是药品可以加价15％。

　　百姓看病贵，药价虚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医院对药价的操控又是罪魁祸首之一。但是，单靠控制医院药房这一个环节，未必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是否有有效的善后措施来保证医院的收益，就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课题。

　　第一，是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以前就是政府给医院补贴，后来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取消了。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现在的支付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以前。而从政府职能来看，财政应当从投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也就是增加人民的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因此，政府补贴医院也就是补贴患者，完全是职能中的应有之义。

　　第二，提高诊疗收费。政府的补贴不可能完全弥补取消加价后留下的缺口，而诊疗收费过低没法反映劳动成本也是广受诟病的问题，因此，在药品利润取消后借此提高诊疗费，也算得上是一种拨乱反正。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提高的程度，必须以患者能够承受为限。

　　第三，新形式的非法牟利。这可能出自两方面的缘由，一是补贴和提高诊疗费仍不足以弥补缺口，二是相关的监管措施不足以形成震慑。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一方面可能会增加患者的检查费用以牟利，另一方面又可能与药商形成合谋(毕竟在医药分家暂时没法实现的情况下，用谁的药品还是医院说了算)，医院用了药品，药商就以某种形式将利润让渡一块给医院，而将负担转嫁给患者。

　　这样我们再来看取消药品加价的后果。如果监管部门对诊疗费的提高控制不力，患者就又增一份负担；而如果对医院与药商的合谋没法有效制止，则取消加价是否能令药价真的降低也成了问题。那么，解决百姓看病贵又成了天方夜谭。王希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