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长痛扁董事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透露卫生部将禁止医院药品加价（央视《决策者说》5月24日），很多老百姓都松一口气了，终于不再涨了。可是，药品不加价，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会不会涨价呢？老百姓看病的总费用会不会降下来呢？

　　“浙江诸暨引进外地警察管理外来人口”（《工人日报》5月24日）的效果还不错，外地警察通过乡音和乡情迅速拉近了警方和外来工的关系，姑且不论这种方法是否“放之四海皆准”，诸暨当地的管理部门能够想到用“乡音”和“乡情”化解矛盾，而不是动辄以加强管理为借口乱收费、频繁查暂住证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武汉市民发明新型手机解决辐射问题”（《武汉晚报》5月24日）再一次证明了“九头鸟”的厉害，代少春发明的“新型手机”将主机与发射器分离，发射器可放在裤袋或皮包里，手机可以做得像拇指一般大小。未来的准妈妈们可以不用担心手机辐射问题了，只是又要掏出人民币若干，将MP3手机换成“拇指手机”了。贪官为何老是能“擅自”？

　　“原北京市供电局局长赵双驹涉嫌玩忽职守受审”（《北京青年报》5月24日）是一条乏味的新闻，最近几年反贪风声很紧，贪官落马太多，个把局长算不了什么。不过，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我仍然从新闻中读出一点好玩的东西来，记者写了这样一句话“赵双驹擅自担保11.2亿元，造成北京市供电公司损失4.57亿元”，“擅自”这个词语是极有深意的，基本是领导的特权，确切的说是握有实权的领导的特权，我倒是很想“擅自”一把，可惜总是逮不到机会。

　　加强监督叫嚷了很多年，效果却并不理想。监督体制的滞后固然是重要原因，文化中的尊卑等级观念过于强烈和“中庸”思想的被误读、被滥用也是根源之一。

　　我国封建宗法制度以“礼”为核心，尊崇的是“尊卑有序，内外有别”，这种把人分为若干等级的思想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当官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的民谚虽然刻薄，却不无道理。某些官员习惯老子天下第一，敢于“擅自”，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老坐主席台，高人一等，捞点钱也没什么，到时候还可以狡辩为“让国有资产增值”。普通职员之所以面对腐败行径可以做到一忍再忍，除了因为领导掌握自己的切身利益，让他们不敢吭声之外，被误读的“中庸”思想和被滥用的“和为贵”理念成了他们安慰自己心灵的良药。

　　加强监督当然必要，建设健全的监督体制非常重要，不过，无论多好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并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实施的，如果执行制度的人和具体社会环境并未认同“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只认乌纱不认人，再好的监督体制都不过是一件摆设而已。王副局长是真猛男

　　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的王副局长是一位猛男，某公司董事长对罚款不满，他居然上去就是一顿直拳、勾拳加组合拳（《华西都市报》5月24日），其勇猛直追当年的拳王泰森。

　　副局长打了董事长，当地舆论一片哗然。王副局长竟然是这种素质，他是如何走上领导岗位的？这种勇猛的“拳击表演”是偶尔为之，还是经常“表演”？对于类似质监局这种执法单位，相关政府部门到底有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评议方法？这种评议方法是否具备对官员的约束力？

　　“湖南永州交警队民意最差官评最好”（新华网5月24日）让我们看到了目前评议方法的滑稽之处，其实不管这种滑稽有多么夸张，某些人都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只要能够保住位置，什么东西都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法律如是，道德如是，廉耻亦如是！（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