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赛小组赛最后一场开打。在中国足球堕落至国人信任谷底的背景下，这一赛事原本并未受到广泛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近期爆发的“深圳（足球）事变”，深圳健力宝队与韩国水原三星队的比赛勾起了不少观众看个“究竟”的欲望。
比赛中，赶走主教练迟尚斌后声称“解放了”的几位“大牌”队员（流行称呼为“球霸”）悉数上场。最终健力宝队一比零小胜三星队，“咸鱼翻身”，以小组第一名成绩出线。
如果不出意外，此战之后，“深圳事变”的丑闻物料将停止发酵。一段时间以来，提及中国足球，不少人都认定圈中人“程度”太低。其实，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傻子都会与时俱进。明显感到事态发展对足球圈、对个人均无好处，比赛之前，“深圳事变”当事人均强调以国家荣誉为重、高喊“一致对外”的口号，连一时“冲动”爆出俱乐部行贿“猛料”的前高管人员杨塞新也趁机后缩，寻找下台之机。一定意义上，“深圳事变”将因昨日比赛而淡化，可视为足球圈子与社会舆论博弈的胜出。正因为如此，站在“反公关”的立场上，我们感到有追究、剖析“深圳事变”根源的必要。“深圳事变”细节或许复杂，究其实质，主线却非常简单：首先，看待迟尚斌与队员的对立不妨从部分足球记者视为畏途的“足球经济”角度出发。深圳俱乐部现任老板李志达无疑是全世界最不“自愿”的球队投资者。现已被正式逮捕的“资本大鳄”张海“设局”转让给他的健力宝集团本已被淘空，“拖油瓶”而来的足球俱乐部更是拖欠球员工资达8个月的“烂摊子”。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健力宝俱乐部不过是大股东挥之不去的包袱，这才是“事变”酿成的根本原因。
2005年的流行语中已经注定会有“球霸”一席之地。虽然有媒体对“球霸”一词进行定义，但平心而论，指证“球霸”具有“操控比赛输赢、操控主教练的去留、甚至操控总经理乃至俱乐部高层能力”，即使在“证据论”沦为笑柄的中国足坛，也需要证据———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只有清除了全部制衡力量的“黑道教父”们才可能具有这些能力。
在对深圳俱乐部一些队员以种种借口拒绝上场（并可能施加影响令上场队员“出工不出力”），导致球队连败表达谴责之意后，我们觉得还是称他们为“大牌”球员较准确。球员工资虚高是一回事，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改动已生效的合同，总得经过谈判吧？被动“入局”的李志达大幅下调俱乐部与球员已经签订的三年期薪酬合同，系“事变”直接原因。而迟尚斌与“大牌”队员的冲突看似火花四溅，不过是“事变”导火索而已。如其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迟尚斌或许仅仅是以职业球员的基本行为规范要求健力宝队员，但客观上他“加塞”在球员与俱乐部暗战的中间地带，而且形同充当欠薪生产流水线上“工头”角色。最终，其为李志达所抛弃，固然值得声援，也有自身“涉世不深”的原因。如果加以总结，于“深圳事变”中，迟尚斌所举起的“道德旗帜”仅是建构中国足球发展必备规则环境的因素之一。而且，制度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道德因素要发挥作用，最终还需要转化为一种制度力量。以此倒推回去，杨晨对迟尚斌说，中国的足球环境同国外不一样———这让迟尚斌气得不行，说的倒是实话。乔丹在NBA够“大牌”了吧？但没人说他是“球霸”！如果中国足坛也有球员工会，给予他们通过有组织地谈判的方式诉求利益，这一运动的基础会牢固得多。李志达等人被动入主俱乐部系中国足坛长期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必然结果。这倒不是说过去的俱乐部老板们有谁令人怀念，而是指至今为止，并非怀揣“套利”动机的足球投资人属于凤毛麟角。这一恶劣业态的存续，又在于握有行政大权的主管部门热衷“套利”，令足球这一市场化土壤最为肥沃的竞技体育项目步入商业轨道。中国职业足球唯一出路是进化为一门商业活动。深圳健力宝队昨夜小胜可以淡化已经发生的“深圳事变”，但却无法抑止俱乐部与球员矛盾进一步累积，更无法粉饰中国职业足球的畸形———这是我们站在“反公关”立场，揪住“深圳足球事变”不放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