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尘与土之上写字（写作者说）

　　匡匡，女子。又名raku。留日自由作家，新浪，网易专栏作家。《新电影》专栏影评人。《花溪》专栏作者。曾任电影记者，网站编辑等职。赴日后开始小说创作，将生活转为半地下。

　　匡匡的文字，即便锉骨扬灰，也有她一贯的姿态，一屑碎片足以鉴别，如细胞核心盘结扭转的DNA链，固执不可磨灭。她的叙述少有柔妍官能感，冷澈近乎银灰无机，全体现代背景……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在网络上被口口相传，广泛认知，拥有极高的转载率，这与许多当下流行的网络作家很相似。如果称你为网络作家，你会认可吗？

　　匡匡：不太认可。基本上作家这个称呼，人当是个水晶鞋，我却每次都觉得像个小鞋。我自己穿不上，非得削足以适履。人家硬给我穿上，我就要瘸瘸拐拐不良于行。这样的鞋子跟又太高，穿上它走路的代价是足茧和血疱，不如平底鞋来得脚步悠闲而安全。所以宁可不要。至于网络还是纸媒，传播方式跟我的作品本身关联不大，属于可忽略不计项。现如今不沾网的书写者可说没有，时代特色而已，只要我不愿意做，或说做不来朱天文笔下的“摩登原始人”，我就要平常心看待这种紧邻网络的生活方式。更况且从创作初始，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同时在多种纸媒发表或出版，并不单纯依赖网络得存。

　　记者：阅读作品的人，几乎都对你特立独行的文字风格印象深刻，《七曜日》亦号称“以文字之奇崛、意象之繁魅，自成国度”。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拿你和其他作家比较，如黄碧云、朱天文等。你同意这种比较么？

　　匡匡：无所谓同意。我无奈于这种比较。比较是一种最省力省事的认知方法，算是一种承认，也算是一种抹杀。这跟接受方的阅读趣味、层面，与范围有很大关系。基本上读者喜欢按照自己的阅读经验，从熟悉的领域中找到坐标来定夺作者像谁，断章截句迅速为书写方在自己心理上的投射找到借喻。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好，也许是亲近的前提。

　　前前后后，说我像谁的都有，简直不胜列举。有说像朱天文、黄碧云、张爱玲、胡兰成，有说是白先勇、亦舒、李碧华、三毛、古龙、简贞，有说是林语堂、萧红、沈从文、郁达夫、鲁迅，还有说像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甚至圣经佛经的综合版。关于我的文风，到底是“五四味”，还是“现代无机”，这所有论断都仅代表观者个人感受而已，万不能当真和做实。如果我像所有的人，那么我只能谁也不像，我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涉猎书籍也有我的领域，在时间上也有阶段，有跨度，文字就是它们的一个集成。但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必须归于某个类属，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没有不站队的人，只是你站的那一队人多人少的区别罢。我看书的趣味多而且杂，好读书很少求甚解，所以自己的文字多数依赖直觉生成，谈不上临摹什么，也不敢斗胆自承是朱天文和黄碧云的门徒，但是精神上一直以她们分别代表的那种“清静”和“孤绝”为标竿尺度，若是能够，愿往。

　　记者：在其他媒体的采访中，你谈到自己身为女子，为女子书写，不指望自己的作品能被男性“读懂”，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七曜日》更自承是“宛若摒绝男身与男尘、叛逆于上帝权柄之外的，女子自给自足小宇宙”，这在即使是那些标榜为“女权主义”作家的身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什么？

　　匡匡：男性读我通常只观字，不观意，即便观意也不如女性读者来得感同身受。不要不承认性别限制书写，也左右阅读。事实上男女性在接受事物、感知外部的方式方法上有本质区别。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因为经验经历甚至身份立场的限制，却无法从根本上“懂得”，我所指男性无法“读懂”，也是这个意思。至于我自己强烈的性别角色意识，绝非独有。相信所有的女性都有所感，只不过未必都有所思，这是自发和自觉的区别。我是一个多事女人，像巫婆，喜欢榨汁和提炼，借试管烧杯酒精炉把这些东西煮成文字粥。

　　记者：你小说中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最终都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幻灭与绝望，而与这种灰暗现实抗衡的似乎只有内心的超脱。这种悲剧性形成的原因甚至已超出了女性社会角色的范畴，似乎是与生俱来，一旦生而为女，则不可避免。这种宿命性的悲剧来源于你自己的感知吗？是否果真如《七曜日》所言“女子自创世始沦陷性别之深渊？”

　　匡匡：人间正道是幻灭。我觉得。跟性别无关。同样是幻灭，可有很多种，所谓“殊途”。但是救赎，却只有那一种，就是内心的圆满与平静，所谓“同归”。有了面对幻灭的心理基础，那此后再来的一切都无法撼动内心的坚定。就可以“不为所动地只享受剩下的美好”了。这也就是司马辽太郎所说的：“在永恒的无常之上搭砌有常的生”。同时也是我在《风尘抄》最末所写那句话的初衷：四下真是萧索。我心灰得很。暗中自己摸索着读来，像定定落了一把尘埃。而我还要坚持，在那尘与土之上写字，是为———风尘抄。

　　至于所谓“宿命性的悲剧”，我写过：因为你我俱为女子，所以尽管我们遇到不一样的，但我们遇到的，是一样的。——无奈女身，惆怅女身，来到世间便须面对一个命定的行程。其实这种“宿命”，男性同样也有。你看米兰昆德拉，他口述之下的世界，是依准于男性观察视角的。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找到自身能够借喻的东西。我深深理解在那文字当中的虚无以及热情，但是性别角色的限制下，我却无法“感同”。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无论特丽莎、萨宾娜，还是托马斯，甚至包括其他角色，都是他自己的折射演化，但又都不是他自己。而我看的时候同样深觉悲哀，因为他所代言的东西，我亦泥足其中的。

　　所以，认识和确立自己，并不等于同时排他。男女合作构成的世界里，你我都是子民。

　　记者：遭遇爱情（如果那些可以称为爱情的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你笔下的女性也不例外，但却纷纷逃脱不了幻灭的结局。无论同性的还是异性的，无论她爱的还是爱她的。这表明了你对爱情的态度么？爱情和婚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匡匡：我对爱情的态度是“宁信其无，莫信其有”。十几岁的时候自诩过“爱情机器”“爱情体质”，也高喊过“Ilovelove，我爱爱情”，那时候还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会颠倒其间，投入那烈火烹油的营生。结果是大面积烧伤，真是活该。现在取得自爱真经，醒悟必先自爱，而后能爱人。对我，目前的我，爱与婚姻只意味一个比例，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但远非全部，不必过度注视。至于在书写当中大量引入，是因为，它们的确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女性生活，很多时候有它便“一叶知秋”。

　　记者：你曾说过不愿被别人指称为作家，是因为你认为现在文坛充斥了太多伪劣产品。你几乎同时也是在挑剔苛责着自家文字。那你如何定位自己的作品？在纯文学和畅销书之间，你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归向哪类？

　　匡匡：是的。伪书写太多，我自己何尝不是一员。但不愿被称作家也有部分原因是惧怕当下流行的各种标签，诸如“网络作家”“美女作家”“影评人”“自由撰稿人”，甚至还有“文学青年”、“文人”等等。任何一种标签贴上我背，我都如沾芒刺。谁送这个帽子，我就觉得此人真是居心险恶，怎么能这样骂人呢？但有时候会为了出版和发表需要写简历，我就索性写个统一规格的，同一版本只根据编辑的需要添减字数，如法炮制，以我的不变应其万变。至于我自己的作品，纯文学还是畅销，我自然是希望它们能够在保持和保证了自身品格特色的同时，大畅其销啊。

　　记者：看你的小说常觉累心，像一趟精神长跑，你写得时候是不是也有相同感觉呢？

　　匡匡：我自己也累。于是我偷懒，躲避书写，也总是徒劳地试图预防书写的发生。我喜爱文字本身，因它们美。但我排斥文字背后那种靠书写铺垫和支撑的生活。或者说我对专事于写的生活抱以轻蔑，甚至引以为耻，时刻告诫自己千万莫要有天沦落到“沽文卖字”。

　　关于对书写的态度，我已经在《七曜日》跋———《书写的病患》中详细和坦白地告解过。我总是一边撇清一边写，这点自己也觉得矛盾和矫情了，但没办法，自我认知上，我始终觉得我不会进入职业书写的。“写作”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种“正事”，它们充其量只是一种玩票，或者发泄。

　　《江南时报》 (2005年05月26日 第三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