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有关方面正在考虑把“政绩成本”纳入考核办法。就是说，不仅要看有没有政绩，还要看取得这样的政绩，在成本上是否经济划算。把“政绩成本”纳入考核办法，无疑使考核更具有科学性。但我想，国家治理千头万绪，我们难道只有“考核”这样华山一条路吗？
学生要高考，是因为大学学位紧张。发展的趋势是，建设足够多的大学，使高考简单化。如此繁复的政绩考核是为什么呢？为了“公平”地分配受教育的机会，高考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办法。同样的道理，政绩考核是一种选拔领导干部的办法。但是，全体公务员重新回到高中生情景，“你考什么，我做什么”，这样能够使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真正造福于人民吗？
这里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不要对领导干部作考核。相反地，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又不受监督，因此造成的损失和教训实在太大，在这种背景下，对领导干部要作政绩考核，毫无疑问是很大的进步。合理设计考核指标，也是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一项工作。但是在肯定这一点的基础上，仍然必须指出，不应该期望靠考核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以为，只要提高了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就可以提高执政能力，那么这是一种“科学的幼稚崇拜”。
为了追求政绩而不计成本地搞形象工程、重复建设、短期行为并破坏环境，这些都是重大问题。解决重大问题不能只靠技术手段，要依靠重大的制度手段。我们有这样的制度手段，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在人大制度的基础上，真正有意义的应该是两项工作。首先是公共财政和公共预算制度的完善。所有项目的投资，应当按照科学而规范的财政制度来进行，严格执行预算并接受相应的监督。另一项工作是民主监督。领导干部的所谓“政绩”，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政治意图与政治决策的总体效果。因此，它首先要在政治民主的范畴内去判断和衡量。就是说，政绩要面向公众，要发展出公众评价的制度手段和制度渠道。在这样的前提下，技术型的考核标准才会有意义。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