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董丽敏
作为第六代导演浮出地平线的第一次亮相，贾樟柯《世界》的全国公映，有点类似于孙悟空修成正果的味道。公映前，贾樟柯就有点儿谦虚有点儿骄傲的宣布，《世界》哪怕只有一分钱票房，也是成功。
不知道这话是外强中干的心虚呢，还是艺术家不屑于商业价值的表现；不幸而言中的是，一个月来，《世界》的票房果然全国溃败，在上海，全部的票房不足4万，而全国的总票房据说还不如好莱坞大片《翻译风波》三天的收入。
名导演伍迪·艾伦曾经说过，因为他的片子总是成为票房毒药，所以他被尊敬地称为“艺术大师”。伍氏的黑色幽默当然不能顶真，至少能让人体会到他的自嘲与调侃；但在中国，这却恰恰就是现实。票房越来越扮演着“艺术”与“商业”分野的最好界限，凡是艺术片，似乎总是与票房不共戴天；凡是市场反应热烈的，毫无疑问是商业片，而且潜台词往往就是指烂片。所以即使是张艺谋，在《英雄》、《十面埋伏》之后，也不敢再谈什么艺术追求之类的严肃话题，而只是理不直气不壮地称其本来就是商业片的定位。
所以票房失利对于贾樟柯们而言，说不定还是一种安慰。何况从《小武》开始一路到《世界》，国外各式各样的奖也拿了不少，贾氏影片的艺术性已不再受到质疑。但假如这就是贾樟柯们肯定自己的理由，似乎也太勉强了些。仅有票房是不能的，但没有票房是万万不能的。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也许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当作当头棒喝的理由之一。至少，可以从中想想贾樟柯们的电影缺少了什么。
底层关怀、边缘生存、青春期的冲动与苦闷……如果要寻找第六代不同于第五代导演的叙事资源，那么上述这些词语是经常被提到的。当第五代导演凭藉自己的苦难经历而酿成的宏大叙事梦想在国内外电影市场上纵横驰骋的时候，个人经历乏善可陈的第六代导演只好另辟蹊径。个人，特别是和宏大历史擦肩而过的边缘人，成为他们想象力的最后依傍。问题在于，对电影这种大众媒质而言，边缘的个人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可能？特别是对贾樟柯这样渴望进入体制、进入公众视野的地下导演们而言。《世界》的确也讲述着类似于“小武”们的底层生存问题，但贾樟柯却缺乏把握小武们故事时的那种贴心贴肺的自恋，过于庞大而零乱的线索，眩目的FLASH，世界奇观的背景……贾樟柯实际上是在制造一种观赏的风景，边缘、底层其实已经被异化了。所以，《世界》的票房失利可能并不如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是因为底层没有钱成为《世界》的观众，而在于贾樟柯这次并没有真正进入底层，而只是将底层当作一种时尚，一种和主流妥协的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