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和胡子以外

　　张友鸾先生，半百以后蓄须，银髯飘飘，有世外之致，但他实实在在生活在“世内”，直到15年前仙逝。看他的照片，绝似同样银髯飘飘的齐白石老人，不过，白石面有愁苦相，友鸾先生虽也历尽坎坷，却总带着睿智而宽容的微笑，正如他在暮年写的名篇《胡子的灾难历程》中所显示的风度：曾经沧海———超越了沧海。

　　张友鸾生于1904年，一本京版的张友鸾随笔选《胡子的灾难历程》，该是对他百年诞辰的一份纪念。

　　张友鸾的一生，今天看来颇不平常。1924年，他就读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时，系主任、《京报》创始人邵飘萍让他主编《京报》“附刊”之一的《文学周刊》。一年间，办得有声有色，不但发表过鲁迅的《诗歌之敌》，周作人译的日本狂言《发迹》，郁达夫、徐志摩文章多篇，还有当时已是名家和教授的王统照，后来陆续进入现代文学史的石评梅、蹇先艾、鲁彦、赵景深、焦菊隐以至潘汉年，仅从这个作者阵容，也能略见20岁主编的水平吧。

　　1926年，年轻的张友鸾成为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总编辑。这一年，他的恩师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张友鸾极其悲愤，决心终生从事报业，为民众说话。次年，李大钊又遭杀害，张友鸾在他主持的《世界日报》上发表署名记者文章《莫谈国事》，抨击军阀对新闻学术界大加杀伐的罪行。

　　此后，直到1949年，在他“书生办报”的生涯中，“他主持工作的报纸，先后有四家被查封，有两家受到过威胁和恫吓，他自己也曾经遭到过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和寓所被搜查的危难。稿件被扣，报纸被迫‘开天窗’的事，更是司空见惯”。

　　1947年“五·二○”，南京爆发了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毛泽东撰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就此把学生运动誉为“第二条战线”。第二天，张友鸾任总经理（社长）、郑时学（拾风）任总编辑的《南京人报》不顾禁令，刊登了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的新闻和照片。报纸一出，就有武装特务找上门来，说他们是“保护”学生，反被学生打了，威胁说如不更正，军警就来请愿，“你们不要以为学生请愿有威力，也请你们尝尝军警请愿的滋味！”下午，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和南京市党部联合召集记者开会，点名要张、郑参加，由新闻局长董显光主持对《南京人报》和南京《新民报》进行围剿。在这个磨刀霍霍的会上，一向洒脱幽默、和善可亲的“大先生”张友鸾，拍案而起，以从未曾有的严肃和愤怒，当众质问董某人：“《南京人报》编辑部受到军方人员捣乱、威胁，是谁的指使？军警明目张胆殴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市民共见，有照片为证，《南京人报》记者如实报道，错在哪里？怎么却要报纸报道‘学生打军警’？……”张友鸾句句掷地有声，使在场的打手们瞠目结舌，而正直的朋友们无不为他捏一把汗。郑拾风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友鸾先生这一次发言足以与闻一多被害前那篇讲话媲美”。张友鸾幸免于闻一多的命运，但《南京人报》终不免在1949年2月遭受查封，并被南京警察厅刑警队捣毁。

　　张友鸾的报人生涯结束在南京。早在1929年，张友鸾就应陈铭德之邀，出任在南京出版的《新民报》第一任总编辑，他确定报纸定位，开创了新的编排风格。抗战开始，他又应陈铭德之邀，参加重庆《新民报》创刊工作。他与张恨水、张慧剑和赵超构同任主笔，人称“三张一赵”。抗战期间流行一句讽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据说就出自张友鸾所做的一条新闻标题，他的才情、机智尤其是爱憎可见一斑。说他是办报的全才，这不过是个小小的例子。

　　又岂仅是办报的全才！他年轻时对文学的尝试，到中年瓜熟蒂落，成就了他的小说创作，如《白门秋柳记》、《魂断文德桥》、《秦淮粉墨图》等，或写人间百态，底层血泪，或写“国（民代表）大（会）”丑剧，末世乱相。时人称之为“中国的左拉”。

　　可惜面前《胡子的灾难历程》一书，只能让我们看到他的百余篇随笔。我们从“巴山夜雨”一辑，看到“张先生熟知民国史事及掌故轶闻，夜间编务之暇，一烟在手，濡笔为文，上承历代笔记之余绪，下启报章专栏之先河”的文字；其余“友鸾杂写”、“燕山新话”、“旧读新抄”、“掀髯谈”、“新闻旧话”各辑，则是上世纪60至80年代所写，保持了他个人的文体风格。

　　书中只有一篇《是蜜蜂，不是苍蝇》写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他已经放弃新闻本行，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编注工作。1957年5月，他作为老报人应邀参加首都新闻座谈会，在会上说：“目前是官僚主义者看不起新闻记者，说记者嗡嗡嗡，像苍蝇。这种难听的话，在解放前我们是听惯了；今天仍然有人这么说，我就只能怜悯他的无知。”“记者是嗡嗡嗡，但不是苍蝇，而是蜜蜂。蜜蜂不但可以为人们酿蜜，而且是百花齐放的媒介。当然也有人讨厌它，因为还有刺。”会后，他又应《光明日报》之约，就发言内容写了文章登在报上。就因这一番话一篇文章，他被当成新闻界大右派。匪夷所思的是，对他的批判中，竟说是：“右派攻击党的新闻记者是苍蝇！”

　　到1980年，他七十六七岁写《胡子的灾难历程》时，已经是———平生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毛泽东说邓拓“书生办报”，是贬义的批评。我在这里说张友鸾“书生办报”，既是说他作为民间报人，同属于上世纪20至40年代“文人论政”的潮流，也是指的他以名士风流的姿态，为报纸写专栏、写连载，厚积薄发，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这对今天年轻的记者、编辑和媒体作者，乃至对爱看日报、晚报的读者，都会有所启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