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集粹:中国成最大建筑浪费国,钱都咋花的

　　中国青年报：公车改革别成了变相补贴

　　其实，地方政府借车改用红头文件为自身发补贴，早已是民众不满的话题之一。人们对此颇多质疑。比如：这种补贴方案事前为什么不组织本区群众代表听证？比如，补贴按级别发放合理吗？公务员业务有差异，工作性质各有不同，外出有多少之分，岂能按官衔大小拿补贴？再比如，会不会助长另类乱摊派？即补贴了之后，公务员利用职务和社会关系向下面的企事业单位要车，从而把交通费用转移到这些单位。

　　南方都市报：中国当有对日的长期心理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愿意拿德国来比对日本，更愿意拿法德关系来期许中日关系的未来。地区性合作营造出来的相互依赖与共赢局面，无疑是能够有效地避免日后的冲突。事实上，中国21世纪的国家战略依然在于国内的发展，对于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期待能够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而可以展开有利于彼此的双边合作与亚洲经营。23日吴仪在东京发表演讲，纵论“亚洲的振兴与中日两国的共同责任”，已经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这种愿景。但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共同责任”，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两国之间现存的这个历史问题。面对一个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中国显然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与应对策略了。

　　潇湘晨报：中国成最大建筑浪费国，钱都咋花的？

　　个别地方的决策者，投资建项目时往往把“一百年不落后”的口号挂在嘴边，逼迫建筑设计师们修改图纸，抛弃适用、经济等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怪奇形式，将办公楼盖得像皇宫一样金碧辉煌流光溢彩，似乎只有这样才和国际接了轨，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地方政府的光辉形象。见多识广且动不动就往国外跑的官员们，拿出这套理论实在让人吃惊。昨日不少媒体刊登的余丰慧《中美政府办公大楼比较出了什么》一文说，在美国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超级大国，地方政府办公场所竟然都十分寒酸，像科罗拉多州一个城市的市政厅，至今还用着1907年的建筑。身处陋室而心系天下，如此理念才是真正的“一百年不落后”。可惜我们的不少官员把老祖宗的谆谆教诲早忘在耳后。

　　新京报：余秋雨，承认封笔又如何

　　余秋雨是名人，媒体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不好说，不过从他去年“七问媒体”来看，他对媒体有些怨气大概是真的。不过怨气归怨气，把自己亲口对媒体说过的话污蔑成媒体的造谣，实在不是君子所为。这时候仔细想想为什么关于余秋雨的风波总是那么多，或许跟他自己本身也不无关系吧。他在对“论敌”表示同情之后，又奉劝古远清进精神病院，刻薄至此，难怪要八面树敌了。从一个人的性格来看，清高、刻薄，只要于他人无碍，别人也就管不着。不过说到撒谎，恐怕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余秋雨面对媒体出尔反尔，轻一点说是对媒体有意见，重一点说恐怕更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说到底，媒体只是面对公众的一个信息平台，余秋雨在这个平台上一次又一次表演“封笔”和“谣言”的把戏，莫非是希望享受玩弄公众的快感？

　　广州日报：“民情热线”别办成“政治清谈”

　　开通“民情热线”，可以把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真知灼见收集起来，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民主、科学、依法行政提供服务。但是，如果拒绝受理个人的具体事务性问题，“民情热线”的意义就打了折扣，所谓的“收集反映社情民意和意见建议”，也就会有沦为一种“政治清谈”的可能。

　　齐鲁晚报：“群众满意不满意”是面哈哈镜？

　　一个单位成了全市“群众最不满意单位”，说明该单位的工作不被群众认可，一个单位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则说明该单位的业绩比较优秀。但是，如果一个单位刚被评为“群众最不满意单位”，又成了“省级文明单位”，如湖南永州交警支队，能说明什么呢？是不是像在哈哈镜里看人，一会儿高，一会儿矮，让人真假难辨。

　　当代生活报：谎言“我二舅是警察”透出的信息

　　李某的警告语很有“中国特色”：“我二舅是警察”。这句话中不仅有“喊警察”（报案）的意思，而且进一步告诉对方：本人和警察有亲缘关系。如果李某学着外国电影里女子受到威胁时的样子喊一句“我可要喊警察了”，情况会怎么样呢？犯罪嫌疑人吴某很有可能不会罢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吴某被李某的一句警告给镇住，说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他在施暴前就可以意识到，强奸行为发生后，被害的李某可能会报案。从他的行为反应看，他对李某报案并不怕，怕的是李某当警察的“二舅”。

　　羊城晚报：取消15％药品加价，看病就不贵了？

　　取消药品加价真的有这么灵吗？首先，打破医院“饭碗”，政府财力能否跟上？众所周知，医疗行业是目前少有的几个尚未进行体制改革的垄断行业之一，是非常“难啃的骨头”。究其原因，是这一行业牵涉面太大、欠债太多。其次，改变医院现有赢利结构，相关配套改革能否跟上？在政府全额补贴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剥夺医院药品经营的收益权，就必然要提高其他收益，而诊疗费用的提高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次，落实“取消加价”，相关监管能否跟上？

　　中华工商时报：谁制造了房地产“阴谋”？

　　当前有一个热点话题，上至总理，下至百姓，都十分关注，那就是房地产“泡沫”。一帮经济学家参杂其中，已分成几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其实这样的争论不会有最后的结果，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无能，实在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现象早已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所以不妨换个角度，用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房地产，用时髦的话来说，叫“第三只眼看房地产”。让我们看一看中国房地产业的三位主角，也是房地产“阴谋”的制造者：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国有银行……

　　南方都市报：除了穷人富人，还有别人！

　　“划线”是为了社会公平，但社会公平就不能把房子简单地分成普通与非普通，把人简单地分成穷与富，其实在普通房子和特殊房子之间，还有无数的房子类型，大却是便宜的，小却是精贵的，单价贵但是总价便宜的，总价贵但是单价便宜的，不一而足。而人也不只是穷与富那么简单。除了穷人、富人，还有比穷人富点，或者比富人穷点的，能不能考虑多划几条线，多分几个级别，这样可能离公平的目标会更近一些。

　　广州日报：高校违规扩招，怎能处罚学生？

　　高校违规却让学生受罚的原因何在？高校违规，其错显然是在高校，可是在处罚时，没有过错的考生却将面临被取消录取资格、已入学的将不予学历电子注册等处理，这实际上是让学生替违规的高校接受了“惩罚”。我觉得从法律公平的角度出发，让违规高校对因其违规而造成损失的考生给予一定的惩罚性的经济补偿，是必要的。一方面这样规定，可以弥补考生受到的损害，另一方面这种补偿的惩罚性，也可以从经济方面使高校的违规活动有所收敛。教育部的规定缺乏这样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该规定的一大败笔。

　　齐鲁晚报：车改节约额度该怎样计算？

　　按照报道中的计算方法，实际上是将改革前“公车私用”的不合理消耗，“合理”地转付给了个人，这也就等于承认了以往的“公车私用”的合理性。这同时还意味着昆明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后发放的交通补贴，实际超出了工作中必需的交通费用，这样，交通补贴的一部分，实际上变成了私人福利。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问题，如果改革政策完全由利益相关者自己制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则很难避免公车改革中的福利化倾向。改革者当然要制定规则，但当自己制定的规则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制衡机制(比如人大的监督和舆论的监督)，这种改革就会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最终难以被公众认可。

　　新京报：深足危机不妨分而解之

　　矛盾中，有的属于道德范畴，有的属于法律范畴；属于法律范畴的矛盾，有的需要当事人自己向司法机关起诉，有的可以由检察机关在接到举报后，进行侦查。人们可以在道德的层面上，指责球员不具有职业球员的基本素质，或者指责主教练任人唯亲；迟尚斌也可以在这一层面上指责球员，相应的，球员也可以在这一层面上指责迟尚斌。但是，法律所能够介入的空间却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