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命运寄望国家行为

　　6年后重访王彬生，见面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些日子，大家都在责怪、抱怨甚至批判圆明园管理处，我看这不公平。圆明园的防渗膜、湖心岛出租，依我看不算什么大错误。说到底，你让他（管理处）管，他就只能管成那个样子。圆明园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让管理处承担责任，让海淀区承担责任，他们当然很吃力！圆明园未来的命运，正在考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

　　清华北大也“占了”圆明园土地

　　有人说，防渗膜的铺设，涉及圆明园的生态环境。可是，圆明园的生态问题，能赶得上我们黄河、淮河生态环境的严重吗？不要说黄河，就是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铺设了防渗膜，会有这么多人关心吗？

　　北京城里，铺设了防渗膜的湖泊，可不止圆明园一家。如果仅就环境影响评估，我看（圆明园）连昆玉河的环境整治都比不上，为什么大家单单关心圆明园？

　　还有记者追踪万春园别墅，说应该让它搬迁！6年前我们就去探访过，人家也是不让靠近，不接受采访，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清华、北大同样也“占了”圆明园的土地。这些日子，北大的畅春园正在盖楼———请注意，这个地方，严格地说，也属于大圆明园地区。我们常常说“火烧圆明园”，错了，这6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追踪着，历史事实是：1860年，大火几乎把今天海淀的这一带都烧了，今日北大、清华所在的地区，烧了，玉泉山，烧了，颐和园也烧了一部分。只有两处算是侥幸没有“过火”，即北大的六公主园和香山的养心斋。

　　这些日子，有人激烈建议：万春园别墅的地，必须退出来，必须追究责任人，那么我问：清华、北大要不要退还“侵占”圆明园的土地，“退还”北大从圆明园搬走的“华表”？这些历史，有多少人知道？

　　其他大公园也有出租现象

　　表面看，公众的愤慨，似乎是不允许有人往我们民族的伤口上“撒盐”，可是，伤口已经形成，抱歉，让你（指记者）去管圆明园，你能怎么办？你该怎么处理圆明园的这些深深的“历史创伤”？热敷（重建），不行；冷敷（不予重建），肯定也不行！

　　有人对出租湖心岛义愤填膺，我这里不点名，只问一句：其他国家级大公园有没有这种现象？我查了，也有！国有事业单位（包括清华、北大）出租国有办公楼的现象，难道不是司空见惯。

　　要我说，这些“错误”，不过是“小山羊看白菜”，根本不值得深究。要知道，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压”在圆明园管理处这几位主任身上，让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处级单位承担着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重任”，他们承受不起！

　　说到底，关于圆明园的明天，争论、探讨了许多年，但究竟怎样“治愈”圆明园所遭遇的巨大历史“创伤”，我们仍然束手无策！

　　不能让遗址继续“破败”下去

　　6年前，我正在读博士，还是有点幼稚。其实，新大学名称，根本不需要我考虑，什么大学搬迁过去，或者干脆建设一座新大学……怎样做都可以，就是一条不行，让遗址继续“破败”下去不行。

　　清华大学围墙内的面积，是4900亩，北京大学大约是2500亩，人大近一千亩，理工大学1300亩，但是，现有的整个圆明园地区，面积有7000多亩。我早就说过，任何人，如果他不借助交通工具，连现在开放的圆明园公园———一口气都走不下来，如果真按照圆明园《规划》，把现在非开放区的101中学、化工机构、骨灰堂全部搬迁走，把圆明园做成一个大大的遗址公园，那么这座“公园”的游览，就必然会使用串式电瓶车，我估计，就为这个问题，专家们大约又会争论10年。

　　周恩来曾批示在遗址建“新人大”

　　人大的张春生教授，提供了中国人民大学大事年表的珍贵史料，该书第103页引用了这样的历史：1950年8月11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在我校（前身为‘华北大学’）选址报告中批示：应在西郊圆明园遗址建新校舍。”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查到《选址报告》的原文，也无法揣测周恩来总理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抉择和批示，要在圆明园遗址之上———建设“新人大”。

　　我只能猜测，8月11日之后的2个月，朝鲜战争爆发，华北大学部分迁移到今天的联想桥西北侧“定居”。可是，如果我们1950年真的那样做了，今天，谁会提出“让中国人民大学从遗址里搬迁出去”？

　　我们常常说圆明园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清华大学呢？北京大学呢？这两所名闻遐迩的中国大学，难道不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连战、宋楚瑜先后在北大、清华演讲，两位台湾在野党的领袖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圆明园演讲？夕阳西下，满目苍凉，在西洋楼发表两岸和平、中国崛起的演讲，不是也很有创意吗？可惜，几乎没人提出这种建议。

　　但是，如果华北大学1950年迁入北京之后，把新校址选在了圆明园遗址，各国政要或者连、宋二人去人大演讲（也即圆明园遗址），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

　　创建圆明园新大学

　　在国家环保局组织的“听证会”上，我提交了书面报告，里面有一句话：管理处的防渗膜铺设问题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主要是因为他“踩到”了中国近代史的颈椎处，因此激起公众的“过度反应”。

　　可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和我们民族的明日崛起，能不能找到一个“结合点”呢？在清华大学讲课时，6年前我说过了。

　　前些时候，我去北京工商大学讲课（原北京商学院），当我讲到在圆明园建设一座新大学———把北京工商大学从现在的西三环航天桥附近———搬迁到圆明园遗址时，所有人都聚精会神、鸦雀无声，随即课堂上响起了掌声！

　　对了，我这里说的意思，不是一定要把商学院搬进去，只是打个比方！说白了，6年过去，我还是主张：在圆明园的巨大的、深深的伤口上，创建圆明园新大学！让圆明园从中国近代悲惨历史的阴影中，昂首阔步地走出来。

　　新大学肯定有人捐款

　　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有多少海内外华人给圆明园遗址捐款，可以查实的一笔大额捐款，是香港著名爱国商人曾宪梓，为修建圆明园围墙，一次性捐赠了800万港币。

　　可除了他———似乎没有人大笔捐过款！你去查查，清华、北大，有多少人捐过多少款？这是为什么？因为如果让我给过去的悲惨历史捐款，我的兴趣不会大，但如果中央决定：在圆明园遗址之上，建设一座新大学，海内外会不会掀起捐款高潮？我肯定没有机会去读这所大学了，但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呢？

　　人们愿意给灾民救济，绝不是让他重回苦难的过去，而是寄希望于这个悲惨灾民能够在明天站起来。总之，为了圆明园大学的诞生，我愿毕生为之奋斗！（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