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公民均等的发展权

　　在经济总量获得显著增长、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中国正在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了一项新追求。如何贯彻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规划、推进其战略目标？让中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都能切实得到保障，是其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日前闭幕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赫南·多迪索托等不少与会者提醒中国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富裕人口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已有高度重视。在《财富》论坛开幕式发言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向来自全球各地的商界领袖们，表达了现阶段中国要走出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道路。中国的选择是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合理权衡把握，也体现了当下时刻的某种世界共同性。

　　今天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法律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在具体落实中还非常不尽人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有相同的尊严、在人格和权利义务上都相互平等，但是，对“乡下人”、“农民工”的歧视，在各个地方都并不鲜见。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正是对这一状况的一个注脚。当“盲流”、“民工”、“打工仔”等词汇，在人群中间口耳相传并且习以为常时，人们也已经习惯于对一些生存群体在尊严和人格上予以矮化，它们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在主流文化中屡屡被轻视甚至被当成了嘲讽的对象。

　　一点不比尊严和人格的等级化来得轻的，是公民的发展权也在呈金字塔型演化。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恶化到了一个不能不正视的地步。追究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一现象的由来，应当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公民在天生智力和工作努力程度上的差异，而与公民所处的工作位置、家庭出身、亲戚朋友关系等社会性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公民的发展机会不均等。去年某研究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子女，走上从政道路、所享有的各种社会资源，明显比其他阶层要多要大。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最近引来诸多议论的另一份报告，近些年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家子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已越来越小。

　　在目前中国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并且如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所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情况下，今天对公民均等的发展权的侵蚀，很大部分又来自于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优势经济资源，干预决策和立法，使政策与法治朝有利于强势阶层的方向演进。强势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强大控制和垄断能力，压抑了居于多数的芸芸大众的发展权，加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中国下层社会近些年来正在逐渐形成对“富人”的仇视氛围，这种心理上的隔绝并非源于某些人群的“非理性”和“落后”，而是客观现实的非正义利益格局使然。

　　也因如此，对中国社会的安宁团结和民主法治建设影响更大的，不是贫富分化的事实本身，而是在其背后的发展机会不公。公民在个体发展的资源占有上的不均等，更加令一般百姓深为不满，发展权和机会的被剥夺，也是希望的被剥夺。实际上，如果每一个公民的发展权都能够平等地得到对待，对于处于弱势的公民群体来说，他们就会看到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就不至于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其公民的发展权应当是相对均等的，其决策和立法不能只顾强势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和需求，还要充分考虑大众的权利与愿望。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不能简单地把政策基点放在“劫富济贫”、即加大对富人的税收、而将财富转移用于穷人。将社会财富进行完全均等的分配、平均主义的道路，已被几十年前中国所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历史证明为不可行。中国社会还必须通过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社会资源的进一步充裕，即把“蛋糕”做大，来作为财富的二次分配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

　　在继续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小贫富差距和社会冲突，更重要的还是要以公平立法、有效执法，即有效益的法治和政策调节，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相对均等的发展权。今天在中国的农村与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社会群体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严重不均的状况，不能继续放任下去。必须打破不同生存群体之间的森严壁垒和人为的政策歧视，为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切实提供法治和政策的保障空间。

　　另外，对于业已成长起来、有着强大社会能量的精英群体来说，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应该认清自身已处于强势位置的现实，要对社会发展、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协调树立起自觉，不能无度扩张自身的权利要求。要认识到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自身利益的实现，必将引发弱势群体更大的反弹，其结果将是社会冲突的加剧，反过来并不利于强势群体利益的实现。关于这一点，中国历代政治与社会动荡的经历，都早已给人们许多教训与警示。历史再次对中国的强势精英阶层提出道德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