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大学的100年和一个国家的100年

　　100年前的今天，一所名叫“复旦公学”的民办学校在这个城市中无声无息地成立，最初它连一个固定的教学场所都没有。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沿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被正式废除。

　　由马相伯先生开创，经由严复、李登辉、吴南轩、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等一代代大家的细心培育和呵护，今天，复旦大学已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

　　对一所知名的大学来说，100年的历史并不十分值得夸耀。在我们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1300年科举教育制度史的古老国度，100年充其量不过是短暂的瞬间。然而，过去的这100年正是经历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历程。因此可以说，这所学府的记忆和整个民族的精神觉醒和现代思想的记忆是完全重合的。

　　在欧洲历史上，大学曾经拥有过接近于自由城市所拥有的那种自治权，比如独立的审判权等等。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大学依然保持了学术与教学的特权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比如学位的授予，而大学的学术与教学的独立也因现代社会的法制化和民主化而得到加强。正是由于现代大学拥有这种特权，它就负有相应的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坚持学术与道德要求、服务于社会而非特殊利益团体。大学所拥有的特权与大学所肩负的责任，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宗旨、品格、荣誉、学术和道德标准。这些要求在维持一所大学以及它的历史、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也维持和保证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与学术的规范、正常秩序。

　　中国大学诞生、发育和成长的历史就像中国百年来追求现代国家的努力一样先天不足，后天又饱经磨难。1919年6月15日，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条基本理念：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正是蔡元培先生一手缔造的那所“中国第一学府”围墙内，传出了震动整个中国现代史并且至今仍在久久回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浪。6年之后，时任复旦中文系教授的刘大白先生创作了复旦《校歌》：“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可以说，与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传统一脉相通。

　　由于种种原因，正如“五四”所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至今不能说已在广大民众中深入人心一样，蔡元培先生理想中的现代大学也很难说已经完全变成现实。因此，我们仍然不会淡忘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那句话：“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它还将长久地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去追求新的理想；我们的莘莘学子也仍然要日复一日地吟诵那句出自《论语·子夏》中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它时时督促我们不仅要做一个甘于寂寞的大学问家，更要成为一个敢于怀疑的思想者。

　　新的理想会遇到新的挫折。一方面，旧有的行政计划体制仍然严重束缚着大学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社会的商业化、世俗化正日益侵蚀着大学的精神世界。对有些人来说，今天的大学不过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延伸；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大学似乎更应当成为生财有道的公司。当“象牙塔”几乎已沦落为贬义词的时候，大学如何能够独善其身，超越实用性和功利性，以更为纯粹的思想理念服务于社会，的确是一项艰难的使命，更何况大学制度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历史的钟摆已经摆过了100年，经历了无数失败、挫折、抗争和奋斗之后，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到了时代的门槛上，民族复兴的梦想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如果说这所大学的第一个100年的记忆就是我们民族曲折的现代觉醒的记录的话，那么它的第二个100年注定又要和我们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过去的100年里，在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感召下，无数的大师从复旦园走出；在新的100年里，新的理想应该激励更多的民族精英从这里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从今天起，我们城市中这所著名学府翻开了第二个百年历史。让我们借用陈寅恪先生写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一段文字赠予它及它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