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品牌塑造 同构发展此城同校

　　作为上海高校中的“龙头老大”，复旦大学隐隐起着某种表率的作用。它是大学中的“人民代表”，精英中的精英，以一种团体的优势在知识界屡获殊荣。不可否认，陈平原先生所提出的“个人主义大学观”确实有其独到之处。陈先生认为，大学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不是介于庄严肃穆与哗众取宠之间的想象的宗教，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所累积而成的精神之流。所以谈大学精神，必定要以个体的言行举止、著述立场来取代空洞的政治话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名牌大学由于其雄厚的整体师资力量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在形塑着某种精神氛围的同时，它们的名称也逐渐从具体事例中抽离出来，变为一种大学符码，一种准商业意义上的品牌，在刺激着考生、考生家长、用人单位和高学历求职者，千方百计与大学亲密接触。邻近同济、交大或者松江大学城的房地产都以大学作为最大的卖点，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本身并不是“无辜”的。

　　这里透露出一种讯息，大学的身份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从教育单一模式向多种融资方式、多种经营方式的新教育产业大步前进。转型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原来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有所冲突，过度膨胀的都市欲望同时也会对大学的教育基本职能构成威胁。应该说，复旦大学比较好地处理好了这对矛盾。从历史上来看，马相伯、严复、李登辉等几任校长，都以坚持学术自主作为办校的首要任务。早期复旦的教师构成中多的是像周予同、严北溟、王遽常这样的旧派学者，重儒家操守，重言传身教，所以复旦出了文革中“视坐牢如同回家”的贾植芳先生也就不必惊诧了。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建立之前，复旦和同济大学在上海的最北端“同病相怜”。相对于华东师大、交通大学徐汇校区这样有着得天独厚地理位置的大学，复旦在一个相对僻远的环境中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在这样的环境中，似乎更能促使学生清心寡欲，发愤苦读，日后终成大器———当然这种相对保守和压抑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值得注意。但这并不表示复旦大学就只会受制于人，龟缩于一弹丸之地。也许是近距离交通的不便，反而迫使复旦人在更大领域上拓展空间。依靠着复旦这一品牌，在国际学术交流和经济合作上屡有大手笔。

　　20世纪70年代末，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政策未明，左倾思潮仍时时在考验知识分子的勇气。谢希德教授走马上任，她敏锐地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学术出口”：率领代表团出席国际核靶发展学会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上为复旦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则是“引进外资”———邀请国外著名人士，与复旦师生面对面交流，为他们开拓眼界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也就是在谢希德这一任上，复旦开始颁发名誉博士学位。从复旦大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步妙棋。以名人的人格魅力感染学校氛围，以名人带头，带动学校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声誉，可谓一箭双雕的神来之笔。

　　应该看到，当代复旦大学的发展与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是同构的。复旦的产业链依托于上海的经济脉络，通过以上海为中心的庞大市场网络来重新定义新复旦的战略地位。正是在经济和学术的交流过程中，复旦的品牌效应尽显无遗，反过来又促进了教育产业的投入和产出。

　　海外又是复旦的一座金银岛。马相伯中、西学并重的眼光，李登辉、谢希德、苏步青的海外背景，乃至现在复旦大学正在努力塑造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形象工程，有形无形中都在使复旦的触角深入到世界各地，内部相对“保守”的学术自主性和外部开放的国际发展，构成了内外双修的新天地，有利于复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己的学术品牌和商业品牌，也为其他大学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正面的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