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自由而执着的灵魂

　　上世纪30年代，复旦园里，一个草长莺飞的时节，师生们曾展开“学哈佛还是学耶鲁”的争论。讨论非常热烈，竟使那年的春阳提前变成了火球。

　　在今天的复旦青年教师蒋昌建看来，已故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许道明对“哈佛有‘我’，耶鲁有‘人’；老复旦人愿意既有‘我’，又有‘人’”的深思已经获得了一个更加平和也更让人乐观的答案———复旦的师生更多地愿意展现自我的个性，而耶鲁也并非要求以丧失自我为代价关照他人、服务社会。事实上，随着社会日益开放、多元化发展，分工越来越专、精，当年耶鲁毕业的李登辉老校长讲的牺牲与服务，与今天个人个性的彰显并不矛盾。今天的复旦人讲的越来越多的是：如何利用好自己的个性，可能是牺牲自己的部分精力、时间和人生的一些常态，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这座校园里走出了蒋昌建———十几年前，他从“狮城舌战最佳辩手”的夺目光环下迅速地悄然引退，今天依然以学者式的思辩理性推动着“电子政府”等社会公共事务。

　　这座校园里也走出卢新华———以他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掀开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史上关键一页。比作品本身更具戏剧性的是，他后来到美国读了硕士学位，呆在赌场里发牌，依然过得开开心心。

　　这座校园里，走过一个个留着长发，背着吉它，看似全神贯注地沉醉在MP3的重金属摇滚乐中的男生，他们中一个叫马骅的，却让深山僻壤的云南明永村藏民“闻到了太阳的味道”。

　　这座校园里，有相濡以沫的老院士夫妇优雅地携手走过林荫道的夕阳风景，更有旁若无人的女孩们嘹亮地唱着歌，撒手骑着自行车从你眼前一晃而过，像一段稍纵即逝的快乐……

　　大学精神似乎很难用几个固定的词语来概括。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曾经将北大、清华、复旦等几所高校进行比较，他的归纳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复旦精神的内核。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寄托了“戊戌变法”后振兴国家精神的希望，自然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国家意识、一种执全国学界牛耳的气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办时不过是一份思想激进的青年刊物，移师到北京后，以北大为主要阵地，很快就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面领军旗帜。蔡元培校长提倡的“自由”、“民主”，也与辛亥革命结束后，整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紧密吻合。北大强烈的国家意识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北大学生向来就不缺乏对天下的责任感。清华最初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的留美学生预备学校，主要培养技术人才，它的主要精神是技术精神。因此相对北大师生而言，清华师生不那么以天下为己任，不那么激进。清华文化上比较保守，有明显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当年许多如陈寅恪、王国维、冯友兰那样潜心搞学问的大师都在清华。而上海与北京大不相同。上海是商业都市、职业城市，在这里，人们离梦想更近。各地优秀人才、外国冒险家都到上海来淘金。上海最著名的学校都深受上海城市精神的濡染。上海许多高校是为人们进入上海找工作作准备的，大量培养的是与国民经济命运紧密联系的经济活动人才，比如黄炎培的中华职校、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学院等。交通大学前身虽然同样是官办的，但不能和北大比；圣约翰大学也有西方背景，但比不上清华。在上海，复旦是一所真正的民办学校，也是一所华侨集资办学的学校。振兴复旦的李登辉先生把家产捐给复旦，长期主政复旦。作为一所海外集资的民办学校，复旦大学始终保持一种平民化的立场和风格。复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政治家不多，精神领袖也不多，但复旦为社会提供的是职业精神，平凡的岗位上，总有复旦人出色的表现。

　　这里仿佛没有抱作一团的天翻地覆，也许缺少苦心孤诣的视觉迹象，但在那些平淡的暮鼓晨钟里，谁没有看到那些骄傲的心、那些自由而执着的灵魂轻舞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