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隐秘线索连接过去和未来

　　2005年5月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张首晟，将一张1909年（宣统元年）的复旦“卒业文凭”（当时尚无毕业文凭一说）献给即将开馆的复旦校史馆作长期展出。

　　文凭四开报纸大小，主体部分记录国文、法文、伦理、化学、群学、三角、体操等12门功课毕业考试成绩，上方为光绪三十三年慈禧太后上谕，四边缀有八条金龙。新式教育科目与“上谕”、传统图案并置，文凭呈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

　　这张文凭最初的主人是张首晟的祖父张彝。张彝1906年考入复旦公学，成为复旦建校后第二届学生，于三年后毕业。1978年，张首晟作为少年大学生考入复旦，一年后去国深造。

　　2005年，在复旦大学档案馆当天举办的仪式上，张首晟用了诸多“正好”来形容“机缘巧合”：正好是去年12月份，来参加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一次会议；正好当时家人因故对祖父留下来的旧物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非常偶然地发现了这张文凭，“另外又正好是复旦的百年校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巧的事情。”张首晟说。

　　对于校史专家许有成来说，觅得这张文凭“也圆了我个人的梦”。“当然，”他说，“主要是（对于）复旦大学校史馆（的意义）。”2002年，复旦大学开始筹备自己的百年校史馆，希望有一件文物能够贯穿百年历史，众人便开始考虑寻找一张早年的文凭。“我就根据过去搜集的资料的印象，写过一篇文章，意思是‘百年文凭何处寻’。”许有成说，并且“当时我们就在自己办的刊物《校史通讯》上把吴淞时期毕业的57位校友的名字登出来”，希望他们的后人能够提供帮助。在这场寻觅有了一个吉庆的结局之后，“我的第二篇文章就写出来———《校史馆喜获镇馆之宝》”。这件“镇馆之宝”同时也是全国历史久远的高校中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凭。“这张文凭的主人是1906年到学校读书的，那么只差一年，等于99年。就可以代表这个历史。”许有成说。

　　1906 风雨如晦

　　许有成教授把一个人的历史作为文凭历史的终极起点，使得编年时间倏忽失去了森然的秩序，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的记忆。99年之前，学生张彝进入复旦公学，正是学校在吴淞的第二年。就在前一年初，为了抗议教会的控制，原先震旦学院全体学生摘下校牌，集体退学。带领他们离开的是学院创始人马相伯，同年9月，以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创办复旦公学。这些风云激变1906年入校的学生并未经历。他们在规模较小的校舍中度过了三年。当时学校仅有八间讲堂，大小三间理化室，以及几间学生食堂等生活用房。1909年，包括张彝在内的这一届共16位学生从复旦毕业。许有成介绍说，毕业仪式当时一般在阴历6月，“发文凭的时候校长一定在场，教务主任在场，还有学生所在班的班主任，至少要有这三者在场，宣布他们的考试成绩然后发给他们文凭”。张彝在校总平均分为79分2厘，“取列优等”。此后，张彝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纺织界服务，贡献于民族工业，曾任华商纱厂联合会总干事，1946年过世。他的一篇文章1992年曾被转载，内容涉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被挟裹在同一段“艰难时世”中的，这一时期复旦学生中的普通一员：并非言论领袖，然而却作为很好的工作者悄然实干而又不无风骨地“经邦济世”。

　　1978 “那是一个求索的年代”

　　张首晟于1978年15岁考入复旦，因祖父过世较早，所以“是了解一些复旦的情况但不是特别多”，更多的是“通过有些书间接地了解”。

　　文革时期，学校动乱而“没有意思”，张首晟更愿意在自家阁楼上与各种各样的书籍相处，包括“我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书籍，比如他亲手翻译的《高中几何学》，我初中生，没有读过高中，就是通过自学考上复旦大学。”张首晟也“看了祖父和伯父的大学纪念册，所以对大学也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那里的确是求学的天堂。”“来到复旦觉得也的确是这样。”他说。

　　事隔多年之后，理论物理学家张首晟记起来的是当年一场考古学讲座，“我去听了之后觉得这可以开阔人的视野。这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在大学里面四年，在一个人一生中实在影响太大，因为今后在毕业之后做的是很专的事情，在大学里面是可以让思想自由发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办成一个综合性大学，这非常重要”，“我来到复旦之后这方面非常受益”。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那个时代是在求索的时代”，张首晟说，“当时我的同学非常有意思，我们谈物理会谈到物理中一些根本的哲学问题。”。事实上也许可以说包括整个1980年代，都是复旦各种“传说”昌盛的时段：文科生私人手册中的手抄诗集；3108教室观者如堵的朗诵会；写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字样的讲座海报；怀着优雅和修养的希望，在谭冰若、萧白诸位先生的音乐欣赏讲座上奋笔记录对三部曲式和变奏曲式分析的众人；就着馒头和白开水写就的读书笔记；瑟缩在大家沙龙里的微醉的诗人———那时沙龙正热衷于举办‘现代派画展’、‘哲学专题’之类活动。

　　“我们刚进复旦的时候还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在求索的年代中，大家都有非常有意思的想法，特别是求索各种不同的理念，怎么能够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我想今天的学生已经能够看到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他们可能目标更加明确一点。”张首晟说，“今天的学生他们的技巧成就可能都比我们来得强，但是他们往往问一些根本问题的精神没有我们强。”“不过，”他补充道，“你们有你们有意思的地方。”

　　2005 “复旦就是要给出上海的灵魂”

　　谈到现在复旦及其所处其中的城市文化，张首晟似乎并不认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讨论的重点。“当然一个学校要对社会有影响就要利用它的天时地利人和，这肯定是一个对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学校肯定是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不能随波逐流，要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一定要起一个领导性的作用。领导性是通过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思想，来建筑一个理想。”

　　至于目前众人加之于复旦身上的纯然浪漫的想法，张首晟认为“不太公平”。“从我认识的复旦学子（来看），觉得他们还是能够超出一般的城市文化，追求一些更纯更理想主义的东西。”

　　“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要有它的灵魂，复旦就是要给出上海的灵魂，复旦利用它的天时地利人和，给上海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是一个无形的东西。通过复旦的文化———超出普通的城市文化的、比较理想主义的文化———给上海带来更高尚的文化。”

　　“一个学校的传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我们回顾国家的历史、母校的历史，是在复兴一个很好的传统”。

　　“随着时代的过去很多事情都会消失，但是保存下来的是对母校的一种情结和对母校传统的尊敬。”张首晟说。

　　一条隐秘的线索将如今校园里观点行为更加多元活跃的学生与过去连接起来。1909年的“物”仍然留有当年精神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