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不爱科学了吗？（特别报道）

　　在上海科学与艺术展上，有关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的内容成为参观者关注的热点。

　　还记得《小蝌蚪找妈妈》、《十万个为什么》吗？这些优秀的科普读物，曾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之情，影响了几代人心目中的科学形象。可什么时候起，“我们爱科学”的热情变得冷漠了许多。是被“钢琴热”、“外语热”和“题海战”耗散了，被“追星”的喧嚣淹没了，还是被今天多彩的生活遮盖了？

　　两位学者的科普生涯

　　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桥中学，杨雄里院士正在给中学生们作一场科普报告，主题正是他所研究的领域———探索脑的奥秘。讲解深入浅出，几百名中学生不时发出赞叹之声，思索着人脑高级功能的种种未解之谜。

　　与此同时，62岁的卞毓麟正在伏案审稿，案头摊着用以对照的外文原版科普书籍。卞毓麟一边推敲书稿的中文译法是否准确，一边在书稿中画上种种记号，密密麻麻。

　　杨雄里，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攀登项目“脑功能及其细胞和分子基础”首席科学家，973项目“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

　　卞毓麟，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科研30余年，科普作家，其千字作品《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还是女儿？》入选多种中小学语文读本，1998年起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审、版权部主任。

　　他们，都是科普工作者。

　　与杨雄里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位学者浓厚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科学家，把科学发展的知识告诉公众，让公众了解你在做什么，是你的社会职责所在，也是仅次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促使杨雄里硬生生挤出了从事科普工作的时间。

　　“科普也是一门学问，有时候我写科普文章，感觉比写同等篇幅的学术论文还要费力。”杨院士笑着说。

　　抱着严谨认真的态度，杨院士的科普报告10多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喜爱。每年，他都依据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不断修改自己的讲演稿。对大学生，着重介绍学科的前沿知识；对中学生，精心准备着各种故事和实例。

　　“比如在介绍人脑的高级功能时，孩子们就会奇怪，明明一样长的两根线，在立体的背景下就会觉得一长一短，这种视觉错觉其实就是一个人脑的秘密。再比如在介绍低智特才综合征时，举一些学生们熟悉的影片《雨人》主人公原型等事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常人做不到的特殊才能？我们正常人也有这种潜力吗？让孩子们了解这些尖端的研究领域，也会对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有好处。”杨院士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为科学所吸引。

　　卞毓麟，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1988年赴英国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1990年回国。先后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著译图书20余部，发表科普和科学文化类作品约500篇。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

　　1998年，55岁的卞毓麟举家迁至上海。由中科院来到出版社，由作家变为编辑，当年这一选择，无疑源于多年来他对科普的热爱。

　　“我最欣赏的科普作家，就是美国的阿西莫夫。就像阿西莫夫所说的‘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我也说，‘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出于浓厚的“科普情结”，他改行甘作嫁衣，来到上海，寻找中国的阿西莫夫。他在科普界的声望，使他能够约请到各学科领头人撰写科普书籍，而他丰富的写作和科研经验，使他能够担当起沟通科学与科普之间的桥梁，提高科普书籍的质量。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努力，却也遭遇了困惑。卞毓麟策划的一套29本科普丛书，刚出到第4本就被台湾一家出版社相中，买去了版权，整个上海出版业都啧啧称道。可在大陆销量却不尽如人意，印数仅5000套。

　　“我们都在琢磨，为什么现在的科普书‘叫好不叫座’，每年出版的科普书数量在逐年上升，绝大部分的销售都一般。”他摇着头说。

　　缺的不仅是“阿西莫夫”

　　卞毓麟的困惑，很多科普工作者都会遇上。

　　科普，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话题。中国的百年科学史，也是百年科学普及史。

　　前半个世纪，文化精英们无论是人文学者严复、鲁迅、陶行知，还是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均热情洋溢地加入到科学普及的行列。如今，科普工作仍然是由众多学者、专家们抽出时间来支持。

　　从1961年开始，少年儿童出版社陆续出版的8册《十万个为什么》，到1964年就印行了580万册，《十万个为什么》的“工农兵版”发行量过亿。这是中国科普出版史上的奇迹。

　　可后来，科普出版渐渐走入了低谷。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科普的热情，似乎已难以寻觅。社会风潮一股股地刮过，却再也没有刮起科学普及的热潮。

　　我们真的不再需要科普了吗？

　　中国科普研究所的调查表明，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0.2％。也就是说，中国有99.8％的人还需要接受科普教育。

　　据2002年上海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作为科技优势较集中的上海，目前公众科学素养刚刚达到美国1990年的水平。其他研究则显示，上海的现代化优势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和经济质量指数，而差距则集中体现在知识创新指数和知识传播指数。

　　一方面是科技文化素质贫瘠的土壤，一方面是公众对科学普及的淡漠，两者的错位，尴尬无比。

　　是我们真的不再喜欢科普吗？

　　杨雄里院士分析，这是社会转型期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原来的经济发展非常落后，一旦经济飞跃后，大家对经济利益考虑得明显更多一些，社会整体思潮在这种推动下自觉不自觉地卷入，这种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关键是我们原来的科普基础太薄弱，这就造成了如今我们的科普与经济发展不在一个档次。

　　卞毓麟分析，在中国，像阿西莫夫这样的科普大家太少，科普书的写作还是专家学者们兼职担当，我们缺乏既能创造社会效益、又能取得经济效益的优秀科普作品。他举例说，如霍金的《时间简史》，便是近年来少有的销量好的科普书，而最近《达芬奇密码》这一科普与艺术、悬疑相结合的书籍，销量也不错，斯皮尔伯格的科幻电影、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更是成为了经典。而这些成功的科学教育范例，没有一例是中国原创的。

　　我们缺的，不仅是“阿西莫夫”；我们的科普工作，需要全方位创造性地发展。

　　传播科学，首先要让人喜欢科学

　　走在宽敞的上海科技馆走道上，馆长潘政在介绍各个展区的功能创意的同时不断询问：“你觉得人们会喜欢这个项目吗？你觉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懂这个？”

　　作为2005全国科技活动周暨上海科技节开幕的重头戏，上海科技馆二期工程于5月14日试开放，新增的6个展区，筹措了2亿多元的资金投入，打造了这个高科技的科普基地。加上一期的6个展区，上海科技馆以它10万平方米的面积，以它新颖的展出理念，稳居世界前列。

　　潘政对自己服务的展馆非常骄傲：“为什么我们能吸引人？因为我们是独特的，我们的布展并不是买现成的，是有30个人的队伍进行专门的创意，我们有着大量的专利、发明，按照我们的理念想法进行展示，这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知识的传播，更是寻求营造一种科学精神、思想和氛围，要使人进了科技馆，无处不感受到科技对他的吸引力。”

　　相对论剧场里，正在讲述爱因斯坦脑海中的故事。今年是世界物理年，也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10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人真正对相对论有所认识，这个剧场上演了一场时间与空间穿梭的故事。真人与镜像的共同演出，竟让人分不出真假，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的几代主人，闯入了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高深的“时间并非绝对”、“空间可以弯曲”理论，通过跨时空的人物交流，得到精彩诠释。

　　这场关于相对论的表演，不知请教过多少物理专家，不知请了多少人预先观摩，询问大家是否能通过这种形式看懂这个著名的深奥难懂的理论，并对相对论产生兴趣。

　　别人去迪斯尼是游玩，可科技馆的人员去迪斯尼，却想到了一个绝好的解释消化系统功能的创意。一个名为“食物的旅行”的展区，令人期待。参观者踏上行程，就已沦为人类的盘中餐，将分别经过口腔、食道、胃、肠道等不同的环境，在嘴里你被当成食物咀嚼，在胃里不断涌出的胃酸令你骨头发酥，最好笑的是，重见天日时，你已被当成了排泄物。

　　芯片是如何制造的？宇航员的食物是什么样子的？生态灾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科技馆的每一面墙壁、每一个展区，都是科技与人文、艺术的优美结合，都经过了大量的方案创意和修改，都有着大量顾问单位的鼎力支持。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观众喜爱科技馆，喜爱科学。

　　潘政表示，上海科技馆更多关注的是一种科学精神的启迪，一种科学思想的传播，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灌输科学知识。

　　现在，上海科技馆每天都能吸引大量的参观者，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在这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收获不同的东西。不少观众都是反复参观。据说，参观次数最多的一位，前后已来了60多次。

　　科技馆的成功，为科普工作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展板不能承载的使命

　　“一个城市，需要科普，需要知识。”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积芳认为，科普，就是要面对社会的主流人群，面对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使之及时吸收科技新知，得到科学思想的熏陶。

　　确实，不是人们不再需要科普，而是对科普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是传统科普形式逐渐难以引发人们兴趣的原因之一。

　　上海科协曾做过调查，传统的科普活动如设置展板等，群众留意的不到1％，而通过媒体的话可以达到80％左右。因此，上海科协就和电台合作开设一些科普节目，成为收听率很高的一档节目。

　　“科普毕竟是一种教育活动，而不是休闲娱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普可能会被排在足球、唱歌等休闲活动之后。如果说，过去落后的经济状态决定了我们先要去解决实际的实用的科普技术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需要把科普与文化、艺术、哲学等结合起来。这一点，很多科普工作者都在深思。”陈积芳说。

　　科普工作需要调整思路，这不仅是许多人的共识，也是一些地方的实践。上海借鉴国外科普活动的发展轨迹，促进政府与科技团体、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社会组织的互动，形成合力和互动效应。如上海科技馆的不少展区，就是和企业合作布展，介绍各行业的尖端技术并得到充裕的资金支持。

　　而上海科技节的另一重头戏———“2005上海科学与艺术展”，在科学与艺术的“天作之合”中悟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悟出科学之美，更是让人们着迷。

　　陈积芳概括了上海科普发展的思路：“我们要从简单的、纸质的、平面的科普，发展成为全面满足人们多方位科学需求的，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的科普。”

　　这，或许是科普重新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

　　（本文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周寅杰摄）

　　《华东新闻》 (2005年05月27日 第一版)

　　戴上特制眼镜，畅游在虚拟的动漫三维世界中。

　　科普书籍成为科学爱好者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