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并非为了仇恨

　　朱建信

　　阳光明亮得如同24K黄金。站在省城成丰桥西侧的“山东济南幼儿师范”门前的阳光里，望着绿荫掩映中的校舍，读书声隐约传进耳朵。俄顷，阳光和读书声骤然消失，一首凄厉的死亡歌谣穿越时间壁垒，刀子般扎进我的耳朵：新华院，新华院/它是阳间的阎王殿/谁要进了这里边/也抽血，也挖眼/有时还被狼狗餐/病了只有死/无病受熬煎/想活命，难上难/十人进去九不还。

　　眼前这座院子就是这首歌谣的诞生地，半个多世纪前在官扎营一带百姓中流传甚广。这座院子在日寇侵华期间曾是一座魔窟——“新华院”战俘集中营。当年院内曾立着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猩红的太阳旗。“新华院”集中营建于1943年春，隶属侵鲁日军最高建制十二军参谋部辖制。日军在山东各地俘获的我抗日军政人员和国民党抗日游击队，大都送到这里关押，另外还有部分被日军济南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的我抗日军民也在这里“服刑＂。

　　“新华院”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上面拉着电网，围墙四角建有岗楼，院内驻有一个小队的日军。他们采取“以华制华”手段，从被俘人员中挑选出一些败类施以特务训练，协助日军对我被俘人员进行法西斯统治。战俘们进入新华院后，先要将衣服扒掉，捱一顿“杀威棒”，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强迫换上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血迹斑斑的“号服”。战俘住的都是筒式大房子，一栋房子里可睡一二百人，无炕无床，战俘们都睡在地上。日军为了“训导”、“教化”战俘，规定战俘之间一律以“同学”相称。每天早晨，数千名战俘都被驱赶到院内中央的操场上排队点名，然后奏日本国歌、升日本国旗。早饭后，战俘们被押往西郊、南郊等地挖工事，不挖工事时便在院子里没完没了地跑步。战俘的伙食奇差无比，早晚两顿饭一人一碗霉米烧的稀粥，午饭一人一个霉米做的饭团子，战俘们经常从里面吃出虫子。

　　“新华院”里备有“钉子板”、“狼牙棒”等各种刑具，战俘们稍有不慎就要遭受酷刑，挖眼、削鼻、摧残生殖器等，无所不用其极，死于酷刑之下的战俘不计其数。还有很多人因无法忍受日寇兽行，投井、上吊自杀。“新华院”里还有一个“狼狗班”，许多“不服管教”的战俘被绑在院内旗杆上，由狼狗活活撕碎。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加之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痢疾、伤寒等各种恶性疾病在“新华院”内肆意流行，战俘死亡率高得惊人。每天早晨起床后，战俘们都看见一辆满载尸体的马车驶出院门，其中有的战俘尚未完全死去，在车上或轻声呻吟，或四肢搐动。1943年夏天，阴雨连绵，院内积水成塘，战俘住处老鼠乱窜，战俘们频频病倒，惨死在自己铺位上的战俘不计其数。拉尸的马车每天到各栋房子搜罗尸体，有时一天拉出20多车尸体。“新华院”里有一个日军医务班，他们不仅不给战俘治病，还经常给重病的战俘注射一种药剂，以加速他们的死亡。因为日寇在山东各地频频“扫荡”，抓获的“反日分子”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需要不断地“腾”出地方。实在容纳不下时，日寇竟将战俘整车整车地拉到王官庄附近的琵琶山集体屠杀。医务班还从相对健康的战俘身上抽血，用以救治他们的伤兵。

　　被关押在“新华院”里的战俘曾多次组织越狱，但因日军戒备森严均告失败。抗战后期我党也制定过营救狱内人员的计划，亦未成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根据济南人民的强烈要求，对日寇在“新华院”所犯罪行立案侦查，逮捕了“新华院”院长、日军陆军中尉青井真光。法庭派员前往调查时，见战俘宿舍内血迹斑斑，“新华院”的抛尸地——堤口庄以东和黄家屯南庄、北庄一带，到处白骨累累，层层叠叠。据调查，从1943年3月“新华院”建立到1945年8月，共有35000多人惨死在这座魔窟里，还有不少战俘被秘密押往日本当劳工，生死不明。

　　1946年10月15日，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对“新华院”院长青井真光进行公开宜判：连续杀害俘虏，处死刑；连续虐待俘虏、伤害其健康因而致死，处无期徒刑；连续使用俘虏为奴隶、从事不合规定之工作，处有期徒刑10年，遗弃尸体，处有期徒刑5年，执行死刑。

　　这些尘封的沉重往事，我都是从有关史料上看到的，另外“新华院”幸存者、原济南市总工会的张善福同志和另一位幸存者姓乔的老人也为我提供了大量证据。时间像一位超级魔术师，半个世纪前的一切被它藏得不露痕迹。但有些东西是藏不住、或藏不深的，比如这座阳光中的校园背后，以及其它一些阳光背后的东西。

　　课间休息了，衣着光鲜的少女们涌出教室，在院内幸福地嬉戏打闹，她们的身上、脸上全都阳光涌溢，仿佛她们就是阳光的一部分。我在为她们祝福的同时，也希望她们能从自己的脚下听到隐约的历史呻唤。铭记并非为了加深仇恨，而是为了让和平更富有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