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老子哲学中的科学基因（学术随笔）

　　张世英

　　《论语》与《老子》分别为儒、道两家的经典，把二者拿来比较，对于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内蕴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个题目太大，本文仅就两者关于“为学”求知的不同含义和所运用的不同方法略抒己见。

　　从字面上看，《论语》比《老子》讲“为学”的地方更多，诸如“好学”、“好知”、“多闻”、“多见”、“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之类的言词在《论语》中散见各处，似乎真像有的学者所说，《论语》既重感性认识又重理性认识，俨然成了我国古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根据。然而，《论语》中所谓“学”与“知”的含义真是指的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吗？“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有这些，都明显的是把安贫乐道、谨言慎行、有过能改、言而有信之类的道德品行看成是“好学”。“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这里，“多闻”、“多见”不是为了积累知识，而是为了弃恶从善。综观《论语》全文，其主要内容讲的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之方，而非科学知识之追求。与此相联系，《论语》充满了直观式的断语和箴言，而缺乏理论上的说明和逻辑论证，更没有由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法。

　　与《论语》不同，《老子》五千言之主旨，在于把握客观事物变化之常则，从而顺其自然，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境地。它为达此最高目标（“为道”）而讲“为学”求知，其所求之学与知，不是伦理道德之学与知，而是事物变化法则之学与知，是需要积累的科学知识（“为学日益”）。故此，《老子》充满了逻辑的论证和理论的说明，甚至包含着一些由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法。而这些都是《论语》所缺乏的。

　　《老子》81章，几乎每一章都是一篇小小的说理文。其中的许多章都有“故”或“是以”这样的文字把因与果、前提与结论的关系明白地表述出来，有的虽无这样的文字，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逻辑上的论证和说理。比如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里的“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大前提，是一个普遍命题（小前提“圣人是天地之一部分”隐含未说），由此普遍命题推演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结论。这比较明显的是一种演绎推理。还有不少章运用了类推、类比、归纳等方法。比如第二章由美与恶、善与不善之相互依存类推到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等等对立面相互依存之普遍性（“常”）。不管演绎也好，类推、类比、归纳也好，都是逻辑论证的思想方法，都是科学探索所必需的。《老子》在表述上和思想方法方面的这些特点，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科学，正如李约瑟所说，与道家的思想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老子》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老子》富有中国古代科学的基因（逻辑论证的思想方法不过是其中之一），虽然它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论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在伦理道德方面，兼及政治方面，《老子》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则是《论语》所不能及的。在提倡科教兴国的今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重视对《老子》及其影响下的道家思想进行研究，发掘其中的科学基因，以获得思想上的启迪。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27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