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事件”绝非偶然

　　文化遗产遭破坏并非仅此一家专家呼吁尽快立法并成立专职机构

　　5月 22日，圆明园万春园的工作人员阻止记者入内采访。万春园内建有几十套别墅，据称万春园已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接待和会议场所。

　　新华社发

　　如果不是一位外地学者的偶然发现，圆明园涉嫌破坏生态环境的“防渗工程”能否成为“事件”？如果不是一群好奇游客的反映，圆明园湖心岛出租能否曝光？如果不是一位热心读者给媒体提供情况，圆明园内建“万春园别墅”能否成为“问题”？如果不是新闻记者穷追不舍，圆明园事件能否成为社会热点？

　　如此多的偶然绝非巧合，许多专家学者指出，圆明园事件让人看到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社会各界对圆明园事件的特别关注，体现出时代的进步。

　　圆明园遭破坏并非始于今日

　　圆明园的生态问题绝非始于今日。遗址变公园，就注定了圆明园今天的命运。

　　上世纪80年代，圆明园从一个荒芜破败的遗址变成公园。此时，法国华夏建筑研究会建筑师邱治平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园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亲眼见到一位农民工用凿子一下一下地铲平一块雕有精美莲花座的石刻。邱先生心痛地问：为什么要把石雕弄掉？农民工称盖房子要用这些石料。第二天他再到圆明园，看到的是一堆“加工”好的方方正正的大块石料。

　　1999年在圆明园看到的一幕也让邱治平心痛不已：园内幸存的唯一单孔残桥，每天都在游船的撞击中艰难地支撑着，桥洞壁有许多游船刮碰造成的新旧伤痕。邱治平不明白，这么重要的唯一幸存文物，为什么不保护起来，还让游船靠近它？

　　事实上，上个世纪90年代圆明园的保护问题就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时，诸多专家反对将圆明园遗址变成公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认为，圆明园遗址是文物，对文物的保护不是重修重建，而是要保护原样。文物建筑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最初是什么样子，也包括它后来经历的历史沧桑。埃及金字塔、希腊帕提农神庙、罗马大斗兽场在战争中被毁后，都没有重修或恢复原样；狮身人面像的鼻子被入侵者的大炮轰去了一块，至今也没有补上。

　　然而，在对圆明园事件的调查中，我们听到来自圆明园管理者最多的声音是“当初为了维持生计”，“要养活 1700多名职工”。

　　“圆明园事件”并非只有一个

　　“我国不少世界遗产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名满天下后，旅游业兴起带来人满为患，更可怕的是人满为患后进一步开发造成的屋满为患。”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说，对我国世界遗产形成威胁的各种因素中，失控的旅游业和过度的旅游开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

　　目前中国已有世界遗产 29个，而正在或准备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还有近百个，踊跃申报的队伍排到了 2008年。

　　专家学者们忧心忡忡：在“申遗”队伍排得越来越长的同时，保护现状却普遍不容乐观。

　　学者历数了近几年打着保护的旗号，对著名文物进行过度开发的一系列“壮举”：电台天线在北京天坛外坛布上了“蛛网”，四川乐山大佛旁突然冒出一个“巴米扬大佛”作伴，湖北武当山遇真宫出租后被付之一炬，陕西秦始皇陵核心保护区内建起了巨大的“接待中心”……这个“队伍”也正变得越来越长。

　　1999年，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内，管理者投资1．2亿人民币建起一道垂直高度达326米的“天梯”，后来因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而停开。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办事处一位官员就严肃指出：“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是经联合国批准的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但由于前些年的过度开发，这里的城市化倾向非常严重，已经损害到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原始风貌。”

　　能否杜绝下一个“圆明园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旅游区的宾馆饭店，不是属于这个部、那个厅，就是某个局，显然是官方的行为造成了风景地的“变脸”。武陵源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批评后，当地部门只是拆除了民间建的一些小旅馆，而一些公家单位兴建的宾馆、饭店仍旧“我自岿然不动”。专家们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景名胜的破坏是最根本的破坏。不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圆明园事件”就难免有下一个。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等专家分析认为，破坏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的行为难以约束，是因为我国缺乏有效制衡机制保护遗产，目前没有统一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定义和专门的遗产管理机构。

　　“立法缺位困扰着风景名胜及世界遗产的管理，我国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缺乏法律依据。”谢凝高等专家建议，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法》。目前，许多地方仍在用1987年国家建设部下达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有的地方政府干脆套用开发区的相关法规来管理和“开发”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专门法规的缺位，加大了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随意性；专门管理机构的缺位，放纵了对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受地方利益驱动的失控“开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专家介绍说，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国际上有大量的先进做法可供借鉴：法国政府文化预算中有15％是用来保护遗产的；意大利每年拿出大约2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保证文物保护的经费开支，还在法律中规定，将彩票收入的千分之八作为文物保护资金，同时在税收方面也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政策。

　　“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说。专家们指出，世界遗产资源作为国家公益性的社会资源，保护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政府应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也应鼓励企业资助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