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归来，诗歌归来

　　访谈

　　本报记者/蒲荔子

　　今年春天，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多多诗选》，在诗歌界引起轰动。

　　多多是谁？这个似乎有点陌生的名字最初出现在“白洋淀诗派”和“朦胧诗”潮中。而后，“朦胧诗”潮退去，一拨拨诗歌浪潮兴起又消退，而多多的名字则日久弥新。

　　去年，旅居荷兰多年的多多回到祖国，被海南大学文学院正式聘为教授，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而在今年4月，他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奖”，更成为文坛的一件盛事。多多，这个在写作中孤独前行的诗歌英雄，在当下的中国诗坛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

　　日前，多多在广州华南农业大学竹园宾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多多的衣着随意但是恰到好处，不那么乱，也不那么整洁。头发和“白洋淀”的第一个字一样白，被他用手指，像修改诗歌一般，不停地、不停地梳理。由于他早年学过美声，因此他的嗓音浑厚坚实，音节之间的过渡有如流水。而当他谈到某些人的意见、观点时，用的是直爽、反讽、调侃的语气，让人忍俊不禁，直呼痛快。

　　从荷兰回到海南，许多人说，这是“多多归来”。这是“诗歌归来”。

　　关键词:青春期

　　青春期写诗恰逢其时

　　记者:多多你好，欢迎你归来，你在人们的印象中比较“神秘”，国内很少见到你的消息。你是从插队白洋淀开始写诗的吧？

　　多多:白洋淀是河北省的一个小山村，民风强悍。我们几个(多多、岳重、芒克等)聚在那里，完全是天意。这里特别要感谢一个人，她叫朱小柔，那时是北师大女子附中的学生，比我们都大。她懂不少的理论，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启蒙老师。

　　芒克那时还不叫芒克，叫猴子。白洋淀加深了我和岳重、芒克他们的友谊。我们仨本来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岳重去了美国，我去了荷兰，我很怀念他们。

　　至于诗歌，白洋淀的生活只是留下了记忆，积累了情感和生活。它没有形成具体的词汇。因为我那时还没想写诗这回事儿。词语是在北京读那些黄皮书才得到的。

　　年轻的时候，越多的生活体验越好。我们的记忆，不光是生活某一方面的记忆，不光是白洋淀，还有我们对文革的记忆。

　　记者:文革前后的经历似乎对你的写作有持久的影响，年轻的你在当时已经进行了某些思考，比如“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红色恐怖的敲击声，还有听到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鼾声”。

　　多多:实际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革命者”的态度。开始是政治革命，学毛选，学马列主义，读资本论，背毛主席诗词。而且，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大辩论非常激烈，处在这种环境之中，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学习。

　　但是从1969年起，我们开始对文革进行怀疑、判断，开始作为它的对立者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才产生了那样的诗歌。有人说，文革是一种个人崇拜、偶像崇拜，但对于诗歌而言，从相信，到否定，再到超越，正是诗歌产生的方式。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最初的诗歌？

　　多多:我觉得早期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不可解释。怎样进入诗歌，这个过程很神秘，也非常有趣。但我觉得这是和我们经过那么多准备有关系的，比如说读那么多书，在十六七岁的年龄迅速把萨特、波德莱尔读完；比如那种全民族的经历，还有对大自然的感受与敬畏，还有文学沙龙的氛围……总之，当时实际上是很不简单的，并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文革中什么都没有。其实文革中什么都有，只不过要去用这些比较危险就是了。

　　另外，我那个年龄，青春期都没到，对于诗歌的吸收，可以说正逢其时。现在我在大学教书，我的那些研究生也这么说，写诗最好应该在中学时期，到大学受过训练以后，思维模式定了型，就只能做点诗歌评论了。

　　关键词:朦胧诗

　　对朦胧诗的评价太早、太高

　　记者:有人把你归入朦胧诗人，而你自己一直以来都十分抗拒。你怎么评价朦胧诗？

　　多多:首先就不存在朦胧诗这种诗歌，这是一个强加的概念。你去问每一个朦胧诗人，他们没有一个会同意这个概念。没有朦胧诗，哪来的朦胧诗人？我更同意“今天派”，因为这批人大都在《今天》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记者: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被贴上朦胧诗标签的同辈诗人的写作？

　　多多:我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是没读过朦胧诗。实际上直到今天，梁小斌我一直没见过，徐敬亚、王小妮是到海南大学才认识的，大家都50多岁了，才第一次见面和认识。就是说，诗歌与诗人之间的交往没有关系，与流派也关系不大。而且我觉得，现在对这代人的评价，下得太早，拔得太高，我认为这并不恰当。因为他们无论中西文化修养，还是语言能力，都不能说是充分的。

　　关键词:西方

　　欧洲诗人我们介绍得太少

　　记者:有人认为，你受苏俄和欧洲诗人的影响比较大。

　　多多:那是我们的时代决定的。老大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早期读的俄国作品很多，像马雅可夫斯基的全集，还有叶赛宁、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法国的也比较多，像波德莱尔。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许多非常好的翻译都是学法语的，而且，法国在上世纪20年代是世界文化中心，我们的老一代诗人和画家都是去欧洲留学的。像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艾青。传播途径自然也多。

　　记者:你喜爱的诗人总是在变化的，比如从波德莱尔，到茨维塔耶娃，到勒内·夏尔……

　　多多:你说的也不错，一个诗人对诗歌的追求总是呈现发展的状态。但可以肯定，不变的是我更关心去寻找那些与我具有源初关系的诗人，那些和我一个“星座”的诗人。

　　诗歌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代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最具尊严的部分。但现在有些诗人在破坏这种尊严，必须承认这一点。

　　关键词:阅读

　　读诗要读最难的

　　记者:你现在在海南大学教阅读，有没有教古诗？

　　多多:我忘记说了，我教的全是法国诗歌。最难的，最经典的。

　　记者:有人说，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

　　多多:这无所谓。在西方，诗歌与读者就是完全平等的，你爱读读，我爱写写，完全不存在什么指责读者或作者的问题。大众会读诗的人并不多，所以才会对诗不感兴趣。其实，细读诗歌，你能发现里面蕴藏的无限玄机。你得能读出怎么回事，你得有说法，这才叫专业，这才叫阅读享受。

　　记者:怎么才能读得专业？

　　多多: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也写！去写，你就知道诗歌的灵魂。

　　记者:你读年轻一辈诗人的作品吗？

　　多多:我们多少年前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读同时代人的东西，也不读很近的人的东西，欧阳江河就很坚持。我没有这个原则，可我也是离远的近，离近的远。诗人和评论家不一样，不需要作为一个仲裁者出面。好的东西自然会口口相传。一个诗人需要成为一个当代诗歌活字典吗？我不爱做这样的人。

　　关键词:海外

　　诗人得不到认同很正常

　　记者:有些消息传说您在海外教书？

　　多多:其实不是，那些消息都不准确。实际情况是:我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教授过任何一次诗歌，没有被聘请到任何大学职业性地讲授诗歌。当然很多很多次访问大学，做朗诵，然后开一些会，这些都有。要知道，我被大学正式聘用，大学付我报酬，国外是不可能的。

　　记者:中国有某些变通，比如海南大学聘请您和王小妮。

　　多多:中国的变通实际上是学习美国。只有美国才会把诗人养起来，把诗人弄到大学去做教授。

　　对诗人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好的帮助。在欧洲没有这种制度，没有学位，你多么出名也不可能当上教授。我不知道美国的制度什么时候开始，这应该是中国从美国学到很好的一点吧。

　　记者:中国历史上诗人都是被养仕的。

　　多多:是呀，不过他们基本上也都有“学位”，要不就是状元，要不就是进士、举人。现代这种制度是从美国学过来的。

　　欧洲虽然在这点上不如美国，但是诗人也有生活的手段。因为欧洲有很多很多国际基金会，资助诗人、艺术家、作家。诗人像一种稀有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一样，被保护着。

　　欧洲基金会对文化、诗歌的重视，保持了欧洲优秀的诗歌传统。也是很多诗人坚持下去的原因之一。像在中国，许多人四十岁不到就不写了，不见了。我在国外的十几年，主要就是靠这个基金会生存下来的。一般是每一年申请一次，得到一些写作基金，然后你就活一年。

　　记者:诗人怎样才能在当地受到重视呢？

　　多多:很难，因为诗歌不像美术、不像音乐，她必须依靠语言。国外对你的认同度，比较强调的也是国籍和语言。所以，中国诗人在国外就比较难。因为你坚持用汉语写作，你就应该得到中国的支持。

　　记者:你尝试过用其它语种写作吗？

　　多多:我不可能的。尤其诗歌是不可能的。

　　图:

　　在今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式上，文学评论家洪子诚为多多(右)颁发“年度诗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