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法

　　王文琦　专栏

　　1992年12月7日，时年32岁的原南阳地区汽车运输总公司职工赵东升，与4名同事到桐柏县出差时因故与人发生厮打。赵东升被带到当地派出所讯问时被殴打致死。在两届近百名全国人大代表的持续关注下，13年后，赵东升家属在经历千辛万苦后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打人凶手被绳之以法，赵东升家属获行政赔偿30余万元。

　　最近媒体接连曝光了几个大的冤案，安徽省利辛县一宗兄弟被害抛尸路边案，13年都没有结果，安徽省公安厅厅长接访批示后13天破案，3名凶手缉拿归案。而在西安，13年前的一起伤害案，受害人多次报案、上访，“由于各种原因悬而未破”。但在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接访两天后，犯罪嫌疑人即被抓获归案。冤案得雪，大快人心，但人们也不能不为受害人（当事人）家属在鸣冤过程中付出的高昂的物质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而叹息。

　　赵东升一案，由于事涉执法人员刑讯逼供，进展缓慢，前后跨度达13年之久，惊动近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其家人跑遍市、省甚至京城，所需耗费可想而知，再殷实的人家都可能被拖垮。平心而言，有这么多人大代表伸出正义的援手，赵东升家属已是十分幸运。假设把身为城里人的赵东升家换作是仅可温饱的农民家庭，家庭经济能否将“鸣冤”支撑到底，还真是另当别论了。

　　因此，把“鸣冤的成本”降下来，也是保障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一环。造成鸣冤成本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种：一是司法不作为，因为种种原因不立案、不理会，造成百姓申冤无门，不得不到处上访，耗时耗力，抛家舍业。二是司法腐败，“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现象在极个别地方仍存在，而为了以权敛财，不惜徇私枉法者也还有人在。三是虽启动司法程序，鉴于人情、条子，有关机构念起“拖”字诀，小案子拖你半年几个月，大案子拖你五年八年，拖得当事人身心疲惫，钱财耗尽。如此，“冤”转化为“恨”，最终酿成威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危险因素。

　　降低“鸣冤成本”，一需制度前提，二需人才保障。制度我们基本已备，执行情况却总不令人满意，法到权处“受阻”、“弯曲”是见怪不怪，而监督的缺位或弱化、虚化又时常使其加剧和恶化。近来，一些地方推出一把手直接接访制度，百姓拍手叫好，但若要取得长效，恐怕还要不断进行更多更实际的探索。（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