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下的成都方略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刀刀

　　5月9—17日，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在深入8个区县和高新区调研时，“统筹”一词，再度被多次提及。5月21日，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城乡充分就业的意见》和《关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同步下发。几乎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在对成都进行了多次考察调研之后，一篇题为《成都正在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的考察报告浮出水面。事实证明，成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仍在继续深化之中。

　　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1000美元之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凸显。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23∶1，而1998年只有2．51∶1。农民生活水平整体相对下降，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严重问题。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占全国近70％的农村人口，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33％。

　　农业之兴衰系天下之安危，衰农之中国，悬河之中国。

　　成都人均ＧＤＰ2003年就超过了1000美元，但人多地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端也日益显现。没有城乡互动，导致成都农村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村发展吃力。有人提出：农业内部挖潜力，农业外部做文章。然而，实践证明，若非整体推进，农业内部挖潜力很难，外部做文章也是纸上谈兵。

　　一方面，由于农业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体制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使土地使用权分散过细而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没有新的谋生出路，那么，他们重返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这大大限制了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

　　事实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回归农村，就在这一年，成都市委7号文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将“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城市战略中加以部署，出台18个配套文件，相关的财政体制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同步展开。

　　2005年元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其关注的中心从去年的“政策减负”转变为今年的“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民持续增收”。中国农村改革，已触及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年成都的工作思路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分析发现，中央一号文件里提及的多个方面，比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融资渠道保障农村建设的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农村医保、社保、扶贫等，正是成都市2005年的农村工作目标。

　　在成都今年大规模开展的项目年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要内容。这一目标，印证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去年提出的“主动适应国家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各类投资向城乡一体化基本建设的重点领域倾斜”的思路。

　　同时，成都在一些方面又突出了自己的特色。其中很显著的，是强调了加强城市规划对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另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统计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体系和目标考核体系已着手建立；7号文件及18个配套文件的落实，切实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为统筹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了初步的体制网络。

　　应当看到，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发展农业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农业内部，而是来源于农业外部。正因为如此，农村改革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在中央酝酿农村整体改革方案时，成都已着先鞭。坚持对农村改革进行整体设计，这一思路将构筑农村改革新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