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君入瓮”不是理智的做法

　　时报新闻眼

　　李斌

　　在进入沉重的话题之前，先侃点轻松的新鲜事，“北京麦子店社区30多名外国人义务当社区保安”（《竞报》5月27日）无疑是一项新鲜事物，因为“义务”两字，没必要对其说三道四，吸取国际经验是好事，但硬要拔高到“国际化社区安全体系”的高度不免令人齿冷，过分的炒作还容易引起负面联想：是不是治安不太好，中国的保安搞不定了，才出动“国际维和部队”呢？

　　预期成本不对等的尴尬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表示，检察机关要坚持以证据为本，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坚决排除“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新华社5月26日）。制度的设计和设想无疑是先进的，但最重要的是执行者对这一制度的理解程度和执行力度能有所保障。然而类似“佘祥林案”这样可怕、可气、荒唐的闹剧却一再上演———“河北唐山民警给嫌疑犯灌辣椒水抹芥末油，刑讯逼供被判刑”（《中国青年报》5月27日），让人对此不敢有过高的期许。

　　刑讯逼供层出不穷，其根源正在于预期成本不对等的尴尬：滥用司法权利的成本过低，而严格执法的成本过高。在河北唐山李久明的案子里，如文所述，草菅人命的情节如此严重而刑期最高的却只判了两年。法院的判决自有其依据，本人不敢置啄，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本来应该罪加一等，既然有罪且无立功，为什么能免予刑事处罚？就本案而言似乎有从轻发落之嫌。

　　刑讯逼供容易完成任务，还有很大的机会获得“破案高手”之类的荣誉，一旦事情败露量刑也不重，而坚持严格执法、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冤枉一个却增加了工作负担和难度，两种做法的预期成本对比谁低谁高是明摆着的。

　　古人对付酷吏有“请君入瓮”的办法，但在现代文明社会，对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以牙还牙、“以遭刑讯逼供者所获刑期进行对等判决”是情绪化的激愤言辞，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过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刑讯逼供罪的量刑标准呢？不然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更别说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恐怕仍会有“可爱的敬业者”不断地“前赴后继”。

　　谁让家长“六一”不安心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关儿童用品质量的新闻最能吸引眼球，这些天：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儿童玩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红黑榜，由于儿童玩具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相对简单，生产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新华社5月22日）；好几个省市“大头娃娃”也再度浮出水面，更严重的是“浙江台州塑料制品企业用回收的手机废料制造有毒塑料奶瓶，危害儿童健康”（《人民日报》5月27日）。看来很多家长在“六一”儿童节时肯定不能安心了。

　　从劣质奶粉、劣质儿童玩具到废料奶瓶，这些黑心生产厂家的销售目标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当孩子幸福地玩玩具的时候，他的身体可能遭到伤害；当妈妈举着奶瓶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不但奶粉有可能是没有营养的，而且奶瓶还可能是有“毒”的。此情此景，情何以堪？某些商家惟利是图的做法说得夸张点真是人神共愤。

　　有关专家称，用手机废料做成的塑料奶瓶丝毫不比用“医疗垃圾”做成的生活用品危害小，更何况针对的是婴幼儿，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健康。检测发现，有毒奶瓶里的低分子化合物即使在20℃的常温下也会溶出，对呼吸道和肺等器官造成伤害。在手机废料的加工过程中，为降低成本，会加入滑石粉和碳酸钙等材料，这些材料含有大量的铅、镉等重金属，婴儿用这样的奶瓶喝奶，时间长了，会对智力发育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从劣质奶粉到废料奶瓶，完全就是谋财害命！可这些“黑心”做法，为什么就没人监管呢？

　　废料奶瓶不像劣奶粉一样，会出现大头娃娃，它的危害是隐性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长时间”才会发病，研究表明，人在中老年后出现的健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儿时接触到的有毒物质引起的。

　　劣质奶粉和废料奶瓶不仅是监管缺位的问题，还有法律不健全的问题。有毒奶瓶等危害儿童健康的产品不断出现，与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严格的儿童食品和用品生产标准有一定关系。食品毒人、玩具伤人、果冻噎人，难道监管真有那么难么？（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