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土地一条“活”路_新闻中心

给土地一条“活”路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9日05:20 成都日报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将农田出租，租赁者得到相对廉价的生产用地；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加，资源配置优化；农民得到数倍于前的收入，且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也由此脱离土地的羁绊，外出打工或就地帮工。　　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在资源、技术、制度上抢占先机而获得比较优势的农民及其群体，才能活得更好。　　1月30日，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回归“三农”已成为全国自上而下的一致认识。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的一号文件重在“政策增收”，而今年的一号文件则提出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这意味着，2005年的“三农”工作将贯穿“农业全面发展”这一主线。　　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逐步到位，农副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今后，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仍然很大。目前“提篮小卖”式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面临着难以应对大市场的矛盾。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使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细而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地正在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　　农业产业化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显示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愿望。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未建立。要实现“两增”，首先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认为，通过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化经营，将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　　2004年，在成都市委出台的7号文件上，成都提出了“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全市财政拨款1.44亿元，用于中低产田改造、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活”路一　　“公司＋农户”模式　　镜头·蒲江县西来镇　　（农民杨国明：那一沓钞票厚重之极，几乎想用统靴来装。）　　从2004年11月开始，杨国明一家的收入陡然增加了10倍。　　杨国明是蒲江县西来镇大同村农民。在2004年之前，杨国明一直和老婆一起在家中的6亩承包地上种谷子，留足口粮之外一年能挣千把块钱。“那时候根本没得啥子发财的想法，只能省——一件当家的衣服我穿了6年。”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去年10月。“当时我听说澄溪蔬菜公司在场西村搞得不错，公司又需要人，就过来看看情况。不想居然被老总看上了。”杨国明回忆着当时的情形，眼里闪耀出迷幻般的色彩。从普通农民到公司工人，杨国明的月收入被固定在了1000元以上。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杨国明感到那一沓钞票厚重之极，“几乎想用统靴来装。” 　　与杨国明同样收入暴涨的还有场西村的80多位农民。3月29日，当记者来到场西村采访时，42岁的周大姐正在公司的菜地里劳作。周大姐说：“这是下湿田，每年只能种一季，产量也低，连一家的口粮都不够，以前没有几家人耐烦在这里种谷子。”2000年，当地农村教师徐涛与两个兄弟一起，以每亩地每年550斤谷子的价格将这片下湿田承包起来种蔬菜，同时募集场西村的农民耕种。　　现在澄溪公司在西来镇总共承包了近1500亩土地，在整个蒲江县的承包地达到了3000亩。由于在耕种技术和农产品销售信息上投入了足够的本钱，澄溪公司的农产品在产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极大提高，产品也卖到了全国。周大姐告诉我们，4年下来，她除了承包费之外每年还能挣到3000元左右的工钱。　　西来镇党委书记彭进华告诉记者，像澄溪公司这样以承包方式实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镇上还有不少例子。除了蔬菜种植之外，该镇的铁牛村、马福村等地，养殖业也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迅速发展起来。彭进华认为，像西来镇这样地处成都远郊、没有传统工业项目的乡镇，要想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在农业产业化上做文章。　　2004年，中国农民增收幅度达到6．8％，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次。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农副产品涨价更是关键原因。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逐步到位，农副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今后，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仍然很大。目前“提篮小卖”式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面临着难以应对大市场的矛盾。　　镜头·大邑县韩场镇　　（农办主任王健：半年下来，一亩蘑菇挣个三五千轻飘飘，顶得上种10亩小麦。）　　大邑县韩场镇陶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陶登高就是农业产业化的直接受益者。陶登高的公司规模不大，制种基地和高棚实验区只有15亩，不过利润却不可低估。“反正有钱赚，而且会越赚越多；种菇的农民自然也有利可图。”年过五旬的老陶乐观地说，“我们这里也是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由我们培植双孢蘑菇菌种出售给农民，农民栽培出成品菇后再按订单上协商好的价格卖给我们，由我们统一销售。”韩场镇农办主任王健说：“半年下来，一亩蘑菇挣个三五千是轻飘飘的，顶得上种10亩小麦。” 　　五合村5组的农民凌绍良也是种蘑菇发的财。10年前，凌绍良的全部资产只是几间茅草房，如今他却承包了12亩田地种植木耳、鸡腿菇等，“少说也值几十万。”而随着韩场、蔡场等乡镇农民因蘑菇迅速致富，周边的农民也纷纷效仿。　　王健说，因为韩场镇起步早，现在已有不少农民被外地的种菇农户和公司“挖”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技术人员，挣起了“外汇”。目前大邑、新津等地的蘑菇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韩场镇、蔡场镇等地不光种鲜菇出售，一些农业公司和有实力的农民还将鲜菇进行粗加工，卖给更大的食品公司。　　“活”路二　　农家乐“四星级” 　　镜头·青城山镇　　（青城山镇地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出于对自然生态的保护，通过传统的招商引资搞工业富民强镇的路被堵死了，但在今年元月成都市“十大魅力城镇”评选中，该镇却荣获“农业产业化优胜奖”）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在我们这里行不通。”都江堰青城山镇镇长李晓明说。　　青城山镇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得益于当地优越的自然生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城里人尤其是老年人就开始成为这里的常客，租住农民的房子，小住三、五个月，避暑休闲。“农民为此收入增加尝到甜头，但都是各干各，没有形成规模，也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来了客人腾房子，没生意也就罢了。”李晓明说当时也就十多户农民在干这事。但是，现在该镇按照规范管理的农家乐达700多家，其中两家被市旅游局授予“四星级”，而该镇也成为全国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年接待旅游人数7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1．7个亿，占ＧＤＰ的60％以上。　　37岁的黄建华，“四星级”的“青茂山庄”的老板，以前是五里村二队的农民，前年他和几兄弟合资100多万，搞起了农家乐生意。2003年5月1日开张到现在，“钱已经基本上找回来了，过了这个夏天就是纯利润了。” 　　70岁的刘正清太婆本来已经是吃闲饭的人了，如今每月除了领社保，还能挣上100多元，在青城山镇香花村，像她这样的妇女和老人还有很多。他们挣钱的“活路”很简单：不定期的清除杂草，打零工。付工钱的是一家生产猕猴桃的公司。　　前年，香花村的1500亩土地被“金色阳光”公司租用，每亩租金是每年700斤大米的市场价，采用这种计价方式，避免了货币贬值的风险，“农民说‘吹糠见米’最讲实惠，这样算账永远不吃亏。”村支书刘林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种稻米，一年就是800斤上下的收成，算上种子、肥料等成本，纯收入就200多元，这还不算农民付出的劳动。而现在，不费丁点力气就收租金，收入增加近三倍。　　坐收租金还没完，这家公司还必须在村上招募工人干活，几十个农民由此变成了农工，他们的最低月工资不低于450元，一年又增加5000元进账。身份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收入，同样是在地里干活，但接受的却是企业化管理，“喊你9点钟来，你不敢10点钟到，不然就要扣钱。”同时还要严格按照技术标准、操作程序干活，达不到要求也要扣钱，甚至被辞退，在适应这一切过程中，农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人。　　最让镇长李晓明高兴的是：现在留在村上的大多是基本丧失劳力的老弱妇女，现在连她们也因此而有事可做，有钱可挣。　　“活”路三　　资金引入农用地　　（成都推出令人震撼的优惠政策：农业招商引资项目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按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全额先缴后返。）　　就在成都市各区（市）县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动作不断的时候，来自成都市委市政府的利好消息也陆续传开。　　2月28日，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市农委提出：对于投资规模在3000万元（外资在300万美元）以上且亩平投资强度达到40万元以上的农业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用地，按照规划的要求优先解决。投资规模在亿元以上的项目建设用地，由市国土资源局在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报征中，协调优先解决。更令人震撼的是“农业招商引资项目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按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全额先缴后返。” 　　同时，对投资畜禽、蔬菜、食用菌、茶叶、水果和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项目，只要规模达到市级以上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条件的，均可纳入价调基金扶持范围；对重点龙头企业合理、合法的贷款需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应优先贷款，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应优先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0万元（外资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列入市重大产业化项目管理，予以扶持；对投资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视其投资规模，从市、县两级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中给予补贴。　　据悉，今年本市将在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上计划投入近15亿元，并争取约1．1亿元的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农业产业化项目。　　农业信息化　　农产品产量、质量提高了，还有个找市场的问题，而构建“农村经济信息化”网络体系则成为关键之一。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并对通过信息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提出了要求，这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前六个一号文件中是不曾有过的。　　镜头·都江堰安龙镇　　握锄把的手拿起了鼠标　　春节刚过，都江堰市安龙镇65岁的胡久全大爷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安徽的长途电话，一个陌生花木商人要买他的海棠，交易金额17万。胡大爷欢天喜地但也有点没回过神来：这个安徽客商从哪里钻出来的？当天，镇网络信息员王勇揭开了谜团：是胡久全在“古堰花卉·安龙情意”网站上登记的一条小信息给他招来了财神爷。　　都江堰市安龙镇自古崇尚园艺，花木种植已有40多年的历史，是远近闻名的花卉之乡，1987年，铜池村培育的瓶兰（金弹子）、贴梗海棠川派盆景入京摆进颐和园，惊艳中外游客。据去年的统计，该镇花木销售额超过3000万，仅花木产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0元。镇党委书记蓝天雪告诉记者：“但就是三年前，我们的花木销售状况并不理想。” 　　5年前，这里的花木主要是通过成都市月亮湾花市外销广东，也有花农用自行车推到集市上卖，或者卖给“花串串”。到了2002年，随着外地花木产业的崛起，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自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安龙花木滞销了。蓝天雪说，当时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开拓市场”的问题，但就是没有好办法，“农业信息化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 　　正在此时，一件小事让安龙镇“误打误撞”迈出信息化的第一步。2003年春节前夕，月亮湾花市的一位老板因为“电话上说不清楚”，通过互联网给镇上发来一个订单。“当时办公室的电脑没有上网，我们还是到网吧手抄的订单。”王勇说。受此启发，镇上领导开始琢磨“上网卖花”的问题，但这是个陌生的领域，怎样干他们很茫然，几个月过去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转机发生在5月初，成都市农村经济信息中心主任王志明听说这事，匆匆赶来。“王志明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他对这事的热情甚至超过我们，个个星期都往这儿跑，还都是周末休息时间。”蓝天雪感慨不已，在信息中心的帮助下，6月“古堰花卉·安龙情意”建成，同时诞生的还有“安龙农村信息服务站”“安龙镇农民网校”。　　拿了一辈子锄头的手要灵巧地掌握鼠标相当难，所以宣传培训是第一步，“哪怕是填鸭式灌输，我们也要坚持下去。”镇上的态度很坚决。　　解决“信息最后一公里” 　　2003年非典期间，当其它乡镇花木滞销时，安龙镇的生意却更加红火，咨询电话不断，网上订单接踵而至，据统计，仅6———11月，销售额就达540万。非典过后，安龙镇花木的销售渠道，从以前以广东为主，开辟了北京、上海两大市场，并辐射到重庆、武汉、贵州、山东等多个地方，甚至引来了海外花商的目光。2004年，该镇网上花木销售超过1200万元。　　信息化不仅打开了销路，还引来了投资，成都市某大老板从网上了解到安龙花木种植情况后，投资500万，占地150亩，成立镇上最大的花木公司，目前已有35名当地农民在这家公司务工。　　应当看到，中国农业信息化基础差、起步晚，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如不妥善解决，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数字鸿沟”会继续扩大，会进一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难度，而且还会影响中央涉农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2004年开始，成都市227个贫困村建立了50个信息扶贫示范点，并着力解决“信息最后一公里”问题。仅在去年，“在线”就发布信息15100条，网上交易额达到3．2亿、网上招商1．8亿。　　农业标准化　　当区农业局刘天华、黄家寿两位专家进驻八角村时，他们并不很受欢迎，对于种了几十年大蒜的农民来说，怎样种地还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吗？　　然而一年过去了，此时的刘天华和黄家寿已经成为蒜农们眼中“最提劲”的人。　　镜头·温江永宁镇八角村　　启示：东北黄花菜风波　　2004年7月，因部分黄花菜的化学品超标，东北黄花产业遭受灭顶之灾。市场上80％的黄花菜被责令下柜，全国销量下跌70％，出口量同比减少60％以上。关键时刻，在中国国务院的干预下，黄花菜的卫生标准出炉，挽中国百万菜农于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实力不强，有着诸多原因，但最重要、最迫切的则是缺少标准化。　　3月28日，天气不错，阳光下成片的油菜花耀眼金黄，这让温江永宁镇八角村党支书王向东心情不错，更让他高兴的是这天镇上百多名的村干部都要来八角村学习标准化生产，兴奋的不仅是他，整个八角村村民都以此为傲。同样是大蒜，现在温江永宁镇八角村农民种出来的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他们骄傲的资本就是自己的4000多亩无公害标准化大蒜基地。　　2003年初，镇上启动了申报建立无公害优质大蒜标准化示范镇的工作，王向东对当年省市农技专家的严苛感慨不已：“选了12个点，每两小时采样空气，持续了一个星期，化验土壤不仅要地表土，还挖了三米深取深层土，严得很！”结果，八角村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幸运地成为示范村。　　难度：专家们蹲得直不起腰　　而真正让八角村蒜农感到“严”的事情才开始。当区农业局刘天华、黄家寿两位专家进驻八角村时，他们并不很受欢迎，对于种了几十年大蒜的农民来说，怎样种地还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吗，他们早已习惯了固有的生产模式，对专家的指点部分蒜农们不屑一顾。对此，专家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同时在镇村干部不断的说服解释下，农民才表示“那就先搞一年试试。” 　　既然是标准化生产，那就一定是有规矩的，从选种、播种、育苗、施肥、打药无一不是按照技术标准操作，这可累坏了两位专家，刘天华回忆说：当时虽然也进行过培训，但不少农民还是按照习惯干，几千亩地就只有两个专家负责，正在这家田里讲解演示，那边又在“告急”，刚起步那会儿两位专家来回奔波，费尽唇舌，在田里蹲久了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一年过去，当初只想“搞一年试试”的蒜农认为“标准化硬是要得”，决定永远搞下去，而且开始担心两位专家会不会留下来，此时的刘天华和黄家寿已经成为蒜农们眼中“最提劲”的人。　　豪气：把泰米赶出中国市场　　2004年，八角村标准化优质大蒜成为抢手货，每公斤价格从1元左右涨到1．5元，亩产平均增收50公斤，增产又增收。　　目前，永宁镇无公害标准化大蒜示范基地已经更名为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因为在这里“标准化”已不仅是大蒜，优质品种的“宜香优725号”“内香优1号”水稻已经在这里种植，而且计划中还有更多的农产品。黄家寿豪气干云：“我们的宜香优725水稻质量超过泰米，完全有能力把泰米赶出中国市场。” 　　记者手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不能否认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农民的原有生产模式，接受企业化管理，领会现代农业的要义是不现实的。光荣村的“标准化”进程就是范例，让平均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民掌握新技术，并按“规矩”流程种地施肥，难度相当大。可以预见到的是，一旦光荣村的农民离开了专家“手把手”的指导，已经实现的“标准化”完全可能走样。因此如何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综合素质，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它决定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　　现实是，对农民的技能培养教育还相对滞后，农技人员严重不足。不过，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下一步应加强对农民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已有了相应的措施，如加大经费投入，扶持农村职业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