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学”暗涌，我们该如何面对？

　　曹林

　　继炒房、炒煤、炒车、炒水电后，最近浙商又打上了教育的主意，准备“炒学”。据上海《新闻晚报》5月31日报道，近日，来自浙江100多家企业的老板汇聚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教育联谊会。会上，浙江企业家向一些中小学、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面对面了解上海教育的发展情况。业内人士分析，这是浙江商团发出的一个投资信号，早几年已有浙商零星投资上海民办教育，而此举表明他们有可能大规模进军上海教育。基于浙商投资“炒”的惯性，有媒体称之为“炒学”。

　　炒学，即市场利益驱动下大规模的民营资本涌往教育领域，应该说，如果“炒”得规范，“炒”得有序，这对教育应该是个利好消息，因为“炒”可以起到激活竞争的“鲶鱼效应”，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质量。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对“炒学”下资本的盈利冲动缺乏充分的制度规范，如果政府与资本的关系理不清的话，一切可能走向反面：资本与权力结成权贵联盟，威胁到本来就非常稀薄的教育公平。

　　回想一下“炒房”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种种麻烦，不正是我们对“炒房”这个新事物缺乏制度准备所致吗？因为缺乏制度准备，所以资本就钻各种政策漏洞进行投机；因为缺乏制度准备，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资本的诱惑下迷失方向，有意或无意中成为了哄抬房价的纵容者；因为缺乏制度准备，资本很容易能在默契中结成价格联盟，击碎“居者有其屋”的社会和谐理想——回顾炒车、炒煤、炒水电，都能看到这种因为制度准备不足而出现的市场猝不及防。应该说，对于公众来讲，教育远比车、房、煤等重要得多，而从既有的法律规范看，制度在资本投资教育方面明显供给不足。

　　基于教育公平对社会的重要性，基于以往的“炒”给许多市场带来的混乱和伤害，以炒房为鉴，对于这种即将来临的“炒学”，政府要作好充分的制度准备。

　　首先，政府要给穷人的受教育权利留下充足的保护空间，就好像政府必须在房地产市场之外提供足够的经济适用房以满足低收入人群一样，低收入人群是受不起市场折腾的，穷人在教育上也是，不能炒到最后把穷人的教育机会都给炒没了，政府必须捍卫教育公平这个底线，不能指望民营资本的慈善。

　　其次，法律必须对资本的教育营利进行严格的规范，保证教育不脱离公益的轨道，现有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资本可以有“合理回报”，但“合理回报”的限度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约束，这很容易给暴利留下空间，而资本向来是唯利是图的。

　　最后，政府必须坚定地站在公益立场上与资本保持足够的距离，保障教育是政府的核心职责之一。权贵联盟将给教育公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需要政府要有一种“尤利西斯自缚”式的道德勇气和制度自觉。

　　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供给下，我们才能对即将来临的“炒学”充满乐观，甚至迎来教育成本的降低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