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谈对“十一五”计划制订的看法

　　文并图：本报记者刘彦广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教育投入看作是一种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是观念上的错觉，下一个五年计划要重点扭转这一观念。

　　要以健全的社会政策保障个人与团体的安全和福利，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

　　发达国家把规划视为法律，强调依法实施，违法必究，这值得我们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借鉴。

　　五年计划作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国家决策模式，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方向作用。随着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进入尾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展开。日前，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经济战略专家丁元竹教授，与他探讨了新的五年计划制定以及他个人一些新的思考。

　　“五年计划”仍将担当重要作用

　　记者：有观点认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市场运行深度的加大，我国一贯的“五年计划”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了，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丁元竹：即使市场经济发展范围和深度都在拓展，“五年计划”体制仍然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中担当着重要作用。计划是需要的，它为国家经济发展提出阶段性的目标，使社会有了奋斗的方向，从而起到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来保障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实施和实现。从各国市场经济的实践来看，也有不同的模式，虽然不是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制定计划，但也不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应制定计划。

　　另外，我国国家决策模式在发生变化，计划制定体制也在发生着变化。“十一五”计划制定将第一次采取公开招标，吸取国内外的先进意见和建议。由此不难看出，国家在制定计划时更加慎重、更加科学，其指导性也会更加贴近经济现实运行。

　　“十一五”计划要解决好八大问题

　　记者：作为“十一五”计划制定的积极参与者，结合你目前的研究内容，你对下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样的总体思考？

　　丁元竹：“十一五”时期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进行发展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时期，它将对我国的长期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换句话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施能否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关键是“十一五”这一步迈得怎么样。

　　从近中期发展来看，下列几个问题是“十一五”时期不能绕过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第一、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国家安全也显得越来越脆弱；第二、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周边关系等；第三、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缺陷；第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大部分资源不能用于生产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十一五”时期，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无实质性进展，金融改革将继续陷入僵局；第五、“三农”问题依然是“十一五”时期的大问题，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第六、缺乏覆盖困难群体的社会安全网，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失业率并不高，但是我国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有良好的社会安全体系来保护困难群体，这会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第七、正规教育培训所学到的技能与工作不吻合，教育的文凭热，教育课程以考试为驱动等等，会对人力资本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第八、对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全球化条件下的社区组织和民间组织怎么管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仍然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另外，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人民身心健康并制约我国的经济增长。

　　就“十一五”规划来说，侧重点更应放在有关这些问题的政策实施评估和政策调整，保证这些潜在风险不转化为现实的危机。

　　完善社会政策　做好福利保障

　　记者：经济、社会、环境是构成发展的三大要素。一直以来，经济要素的过分强调，导致片面追求“GDP”，现在国家已充分注意对社会、环境的把握，这样的趋势将如何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体现呢？

　　丁元竹：的确，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我们将逐步平衡经济、社会、环境在发展中的统一性。这种意识也将渗透到新的五年计划的每个环节上。

　　科学发展观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强调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在当前生态环境危机和能源短缺形势下，我们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去修补漏洞，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将人类与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视野，确立一种新的生态环境观念。用系统论的生态环境观念取代只重经济效益的观念，实现立足点的转换。

　　另外，提高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社会政策也将是重要内容。我们应当把制定完善的社会政策和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理解。使社会政策集中在政府关注的公共福利活动及实现社会控制、保障满足社会需求上。以健全的社会政策保障个人与团体的安全和福利，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

　　要加大教育投入　抑制高学费

　　记者：提高教育的战略地位几乎是每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点，眼下，“教育不公”等一些新情况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基础性问题，我们能否在未来五年实现一个根本转变呢？

　　丁元竹：教育和科技是重要的生产力，是发展重要的内容，在实现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教育和科技如何发展，这是我们在确立科学发展观，建立新的发展模式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十一五”时期，教育问题应当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从一般社会发展战略中分离出来，单独规划，特别强调。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把教育投入看作是一种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是观念上的一种错觉，我认为下一个五年计划要重点扭转这一观念。目前我国政府对教育投入只占GDP的2.5％左右，美国的比例则是5.4％。从社会最优的角度看，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主要靠政府的公共支出。“十一五”时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抑制高学费，缓解民众进一步对教育投资的流动性约束。

　　通过立法确保“十一五”规划实施

　　记者：随着国家决策模式的转变，“十一五”计划制定应该是更加科学、合理、富有实践性，但是，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特征日趋明显，如何用更加有效的手段，保证计划的全面实施呢？

　　丁元竹：我想这个问题本身是“十一五”计划制定的一个重要内容：依法实施规划，保证实施主体明确，责任明确。借鉴历史经验，要切忌有规划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会潜伏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例如，我们在“八五”计划中就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和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从“八五”到“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以至于到眼下，转变增长模式已经刻不容缓。还有，西部开发战略是“十五”计划的重要战略之一。五年来，关系到西部开发全局的一批重点工程得以顺利实施。但数据显示，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仍呈逐年扩大趋势。近年来，西部一些地区片面、简单地追求发展地方资源型产业，盲目建设小火电、小炼焦等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出现了开发区热、圈地热，严重影响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

　　鉴于这些经验和教训，要通过立法手段，确保“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实施主体明确，责任明确。发达国家把规划视为法律，强调依法实施，违法必究，这值得我们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借鉴。

　　丁元竹简介：现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曾担任联合国等若干国际组织咨询专家。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课题、国际组织课题数十项。（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