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山:中国新闻界一棵奇特的胡杨树(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1日11:05 金羊网-新快报

　　人物：连云山，原《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1962年率先提出在深圳建立“特别政策优惠区”

　　时间：2005年5月6日

　　地点：北京华侨大厦607房23764

　　田炳信

　　20年前，我到内蒙古的阿拉善盟采访，在额济纳旗的荒漠上，第一次见到了胡杨树。胡杨耐旱、耐寒、耐盐碱，当地人说，胡杨活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我相信，这不是神话，而是植物界在极为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下，一种极为特殊的生命现象。

　　20年后，我在北京陆军总医院见到了80岁的连云山。连云山对许多人来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连云山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受到了政治运动的撞击，不断地改变人生的轨迹，但不改的是那股顽强的精神———不讲假话，不说废话，不写大话。最难办的事，连云山办到了。像一棵胡杨，立着，不说假话；倒下，不说假话。他是中国第一个冒着政治风险建议“设立特区”的记者；他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主持和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雷锋宣传，并撰写了题为《伟大的普通一兵》的评论员文章；他写出了中国人第一本研究西方国家比较经济史的书。书是奇书，文是奇文，人是奇人，而且是尚且健在的奇人。

　　从“土包子”到军事记者

　　田炳信：1962年秋冬之交，你深入深圳边境和香港九龙等地考察后，写下包括建议在深圳边境一带建立“特别政策优惠区”在内的4篇内参送交中央政治局，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写出“设立特区”建议的记者。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提出这个建议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胆量。你是怎么想到“特区”这个提法的？

　　连云山：背景就是当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有的说饿死了2700万人，有的说是3000多万人，但我仔细研究过这三年，其实真没闹过什么自然灾害，风调雨顺的，主要还是人祸。

　　田炳信：大家都在吃大锅饭，没人干活了。

　　连云山：当时从上到下都带着一种乌托邦的狂热，追求三年或几年赶英超美。当时我虽然是《人民日报》的军事记者，但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采访也参与了，像河南信阳等饿死人的地方都去看过，提出建立“特区”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大背景不满意，认为它超乎情理。

　　田炳信：你怎么得出这个概念的？

　　连云山：主要是自己的观察判断，我不搞人云亦云，在部队时我是打仗出身的，是实实在在那种人。

　　田炳信：后来怎么成了记者？

　　连云山：这事很奇妙。1951年时，肖华和胡乔木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军队没有一份报纸对于指导军事工作不利，应该创办一份军队报纸。当时《人民日报》有个《抗美援朝专刊》，就先从这个办起，调一批人去训练一下。当时还在朝鲜的我就为这被调回北京。

　　田炳信：是因为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

　　连云山：不是，我14岁就参加革命，就是小学、高小文化。

　　田炳信：但在建国初期的工农干部里，就算有文化的了。

　　连云山：也可以这么说，然后我就到了《人民日报》国际部，搞军事方面的报道。

　　田炳信：你会外语吗？

　　连云山：不会。我是在山区长大的，尽管小时候刻苦学习，但毕竟学识有限。到国际部后，面对那些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同事，言谈中常讲些英语、法语，我全听不懂，他们也都看不起我这老土包子，这对我刺激很大。我跑到总政治部哭了两次说不干了，领导拍着桌子把我凶回去：“谁生下来就会干，谁去都一样！”我只好下狠心充实自己，花了大概半年时间通读了《二十四史》，那个苦啊。然后是《资治通鉴》，诸子百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列子都读了。再后来就读《四论》，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两卷本的《资本论》选集，看完之后，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田炳信：自信了？

　　连云山：世界这么大这么玄妙，过去做梦都不知道。我还看了美国记者约翰·根室写的《世界秘闻》，这本书对我增长国际知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是搞军事的，还要研究两战史，一战和二战主要国家的军事史和战争史，我不到一年时间就全部看完了。

　　田炳信：那时候你也年轻吧？连云山：二十七八岁。

　　田炳信：关键是有心理压力，逼着自己去看。

　　连云山：我也算博闻强记，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连云山眼中的3年自然灾害

　　田炳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你到过哪些地方采访？

　　连云山：河南信阳、河北徐水还有山西等很多地方，那里饿死了很多人，大群人浮肿。

　　田炳信：他们吃菜叶、树根？

　　连云山：什么都有。

　　田炳信：饿成那样老百姓怎么评价人民公社？

　　连云山：说好！

　　田炳信：吃着树叶、草根还说好？

　　连云山：老百姓太善良，上面说是自然灾害，那肯定就是自然灾害了。

　　田炳信：你见过饿死的人吗？

　　连云山：见过，不是一堆一堆饿死，是这家死几个，那家死几个，看后心情非常沉重。当时中央搞“大跃进”、“三面红旗”，农民才产100斤粮，却报说300斤，把所有的粮食都交公了，自己没得吃了。秋天时还没什么，到了冬春粮食就不够了，开始吃草根、树皮。那年冬天，毛主席有些察觉了，就在几个会议上宣布“退回来一步”，但下面仍顺着惯性朝着虚夸的方向走。当时我感觉这种做法很荒唐，不仅不能解决农业问题，而且绝对崩溃。我就开始思索，什么才是我们的出路？

　　秘密印了几十本的奇书

　　田炳信：1961年你写了一本叫《从两次世界大战，看四个世界强国发展经济的经济教训》的书，在当时可是惹杀身之祸的。

　　连云山：是的，这本书的观点和陈述的事实，与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极不相合甚至对立。慎重起见，我先将书稿送给《人民日报》的胡绩伟和安岗两人，他们看后认为很值得参考，就由《人民日报》保密车间秘密印刷了几十本，送给中央极少数领导。半年后，周恩来总理让秘书打电话跟我说：“你的书总理看了，交待给你四个字：‘适可而止’。不要扩散，不要再提。”这书本来就印得少，“文革”中基本上全被毁了，但1980年却在外省意外发现了一个孤本。

　　田炳信：当年你怎么胆敢研究这个课题？

　　连云山：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的军事评论员和国际评论员，因撰写社论的需要，要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军事史和战争史，进而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在这本书中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应只有一种模式，苏联经济建设落后、中国绝不可学的观点。我研究经济史与众不同，是在研究各国经济发展史时，贯穿了军事力量强弱与经济力量增长的密切联系，紧扣军事与经济、战争与经济这个角度，并由此检验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

　　田炳信：你的脑子里没多少僵化的框框，加上出身好，阅历深，所谓无私才能无畏，胆量比一般的书生要大。你在研究中发现了什么？

　　连云山：我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虚实、军事力量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必须严格依照科学规律来做实事。比如德国，其经济发展最反对形式主义，最讲究务实，正因如此，其经济发展最全面、最健康、最神速，一战失败后不到20年间，其农业就恢复到能保障战争并绰绰有余，科技力量和工业制造水平也超过了当时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总和。有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它才得以发动二战，两星期内横扫欧洲各国，并在很短时间内歼灭了数百万苏军，直捣莫斯科城下，最后还是世界各国联合行动，实质上是苏联出人，美国、英国、法国既出兵又出钱出武器，才把德国打败。

　　两次严酷的战争证明，苏联自认为制度优越，经济就必然先进，但实际上除了军事工业个别门类发展较好、实为畸形变态经济外，这个国家全面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国家重要的农业和其他工业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重要支柱产业的发展，都非常缓慢和落后，有些方面较之沙皇时期还倒退了一大截，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殊无先进可言。

　　田炳信：可当时中国以学苏为荣，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

　　连云山：其实当时这股热潮已开始降温，也有人开始反思，我算其中一个。我还对我们建设工业的方针产生了质疑。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东北仍是个荒原，只有旅顺-大连一条铁路，但到1945年的14年间，日本人就把整个东北建起来了，铁路像蜘蛛网一样。

　　田炳信：当时日本人野心很大，想霸占东三省，还想迁都到东北。

　　连云山：打算迁到长春。它对东北的建设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日本政府没有投资。

　　田炳信：钱从哪来？

　　连云山：就是几个人中标承包，其中一个叫鲇川义介。开发东北，他不从挖煤入手，而是先把小丰满水电站搞起来。他的思路很值得参考，不像我们总是先搞开发后搞能源，事实上没有能源什么都做不了。小丰满用了3年时间建起来，昼夜发电，能源不是问题。另一方面，他开始修铁路，这是命脉。假如说能源是血液的话，交通就是血管了。这些建好后，什么都可以做了。

　　田炳信：单就开发而言，他们是有一套的。

　　连云山：对。这14年里，他们建设东北是亘古少有的“多、快、好、省”，连长春电影制片厂这样的文化产业也搞起来了。当然了，他强迫中国和朝鲜的俘虏做劳动力，这个不可取，除此以外的，我们都可以学习。

　　田炳信：这个例子的核心在哪？

　　连云山：核心就是投资少、效益大，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重视教育。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中国付了日本4万万两白银赔款，他们全部用来办教育，和德国人一个思路。所以后来德国成了世界发明的摇篮。能源第一，交通第二，教育第三，科技第四。1962年到深圳时，这些概念我都形成了。

　　秘查广东边民外逃事件

　　田炳信：当时你为什么到深圳？

　　连云山：那边有十多万人逃港，问题很严重。当时的说法是美蒋特务和地主勾结起来煽动反革命叛乱。

　　田炳信：其实老百姓是给饥荒逼的。

　　连云山：还要我写社论，当时我是《人民日报》军事部主任。

　　田炳信：写了没有？

　　连云山：写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联合起来，勾结地主，煽动边民叛乱。

　　田炳信：社论发表后你才去搞调查？谁要求做的调查？

　　连云山：广东省公安厅。当时有人批评宝安县、惠阳地委、广东省政治警惕性不高。这事就我一个人去，很保密。我去前也以为是美蒋勾结地主叛乱，我想去看看他们有多大本事能搞出这么大的叛乱。当时我从大亚湾一直看到蛇口，发现靠近边境的村子里青壮年都不见了，像打仗一样，就剩下几个老头老太太，还有一两个村干部。

　　田炳信：村干部没跑？

　　连云山：他们白天在，晚上又跑香港了，因为白天要开会。这些人在香港有很多亲戚，他们要过香港那边种地。香港也有很多村子在我们这边，地在九龙、新界，这是近百年的历史形成的。

　　田炳信：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跑了吗？

　　连云山：没吃的，没办法。

　　田炳信：他们怎么评价自己的行动？

　　连云山：大部分都说我对不起毛主席。老百姓很老实，非常可爱，把人家定性为反革命很不应该。我呆了一个多月，也到香港去了，英国驻香港有一支很有名的部队，是尼泊尔雇佣军，我想见见。

　　田炳信：见到没有？

　　连云山：没有，人家根本不到边防上来，看到的香港警察全是中国人，山东人。我问一个警察，英国人怎么敢让你们当警察？在我们这边可要查你三代。他说英国人不管这些，个子高、相貌堂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训练三个月，学会擒拿格斗就行了。我说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任命警察的，可以不问三代，不问信仰，只要你好好干就行，忠于职守。

　　后半个月里我访问了十几家香港百姓，因为我去前还以为香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处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万恶资本家的三重压迫下，生活在最底层，一看没那回事！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高。于是我基本否定了美蒋勾结、政治警惕性不高的说法，广东省委、惠阳地委不能整改，这帽子不能扣，都是好同志。

　　田炳信：这些内参里写了吗？

　　连云山：都写了。

　　写内参随时准备被枪毙

　　田炳信：怎么想起来叫“优惠特区”呢？

　　连云山：这次香港之行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香港是如何的先进和自由，知道了两地经济的巨大差距，把我头脑里的概念全巅覆了。我们必须实行一套新的、对边界人民实行优惠的政策。

　　我反复地看了地图，设想从大鹏湾到蛇口，从深圳河到樟木头这一线，应当是优惠区的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的设想。我的构思是，首先废除一切票证，买油、买粮、买布，想买就买。香港人当时买油都是一桶桶的，多么陌生啊，我们都是一人一两油票。要把农民退回到初级社和互助组的水平，不愿意的单干也行，自由贸易自由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大逃亡，长远来说，像广州这些地方也可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可接下去我就不敢想象了，世界先进国家搞经济建设都是充分发挥人民的自主权和创造性。内参写好后，我先交先给胡绩伟看，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跟我私交比较好，他看后吃了一惊，说你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但风险太大，先放一放。他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他没给我扣反革命帽子。

　　田炳信：这是个很大的罪名。

　　连云山：拉去枪毙一点也不冤枉。胡绩伟担心这事可不可以向上反映，还要评估一下反映的风险多大，应该经过什么渠道反映。第二次他叫我去时就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下新华社，因为新华社有一个渠道是送政治局委员以上看的。

　　田炳信：那叫“国内动态清样”。

　　连云山：是的。我们《人民日报》是喉舌，新华社是耳目。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是我的朋友。他听了我的想法后，也考虑了两天才同意送中央政治局，但要求我的内参棱角不要太突出，于是我就写了一组4篇内参。

　　田炳信：大致是什么内容？

　　连云山：第一篇写香港的富裕情况；第二篇写大逃港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亲眼目睹的边境人民的贫穷，香港的富裕生活、便宜物价与我们的统购统销政策、大锅饭形成的鲜明对比；第三篇建议划出一个地带，大致是沙头角大鹏湾蛇口深圳一线纵深100华里列为特殊区域，给予各种优惠，争取物价与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购物券，自由买卖；第四篇指出如果不这样，这一带的局面将如何发展，其理由及根据。

　　田炳信：内参最终送给谁了？

　　连云山：夏公然生前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事，说这是他经手的几百篇内参里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我们后来商量只送给邓小平一个人，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当时考虑到，邓小平不是很“左”的人，他到中央后也比较实际，送到他手里会安全些。周恩来我们都没送，夏公然认为周总理大小事都会跟毛主席说，而这东西是不能让毛看的。

　　田炳信：送上去后怎样？

　　连云山：准备着挨整。我跟老婆说了，我要是身遭不测，你要把孩子带好。夏公然也说了，这个内参如果在政治局传阅，只要有一个人说你连云山是反革命，那谁都不会出头替你说话，你要做好准备。到了这一步，我也别无选择了。

　　田炳信：后来有麻烦吗？

　　连云山：没有。半年后，夏公然告诉我，他们见到陶铸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谈到了外逃问题，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叫连云山向中央写了内参，他的看法是荒谬的，情况是属实的。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因为这是对我最大的保护———荒谬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陶铸这样说绝不是信口开河，当时他只能这么讲。这一关也就过去了。

　　雷锋之死与“恶性事故”

　　田炳信：“文革”时你因为给罗瑞卿的大比武写过文章，被打成“反革命”，撤职、降级、充军边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一生的命运够坎坷的，但最惊险的一段还数写外逃那4篇内参，最精彩的却是组织雷锋的报道，是不是？

　　连云山：是这样。其实在我们报道雷锋前，雷锋就是沈阳区域的忆苦思甜典型，《辽宁日报》、《抚顺日报》都有报道。

　　1952年时，我曾在抚顺呆了差不多一年，报道当地的经济建设。1962年我去长春采访，返回时路过抚顺，想看看十年后的抚顺，当时抚顺市委书记沈越到宾馆来看我，聊天时说到有一个叫雷锋的战士死了，事迹非常好，死后人们自发送葬，问我要不要去听一下报告，我当时不愿意，因为在《人民日报》里这些不知有多少。沈越坚持请我去听，我就去了，坐在最后一排。

　　田炳信：便于开溜？

　　连云山：（笑）可一听就走不了了，被感动了，太伟大了！他没做过任何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都是平凡小事，但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平很高。听完后，我就到连队、学校去了解情况，我认为雷锋的境界已远远超出了忆苦思甜典型的水平，应该选一个新的角度，把他介绍到全国去，我决心做一个全套的宣传：一篇社论，一个头条新闻，一条通讯，还有雷锋日记，两至三个版，也向领导汇报了。可就在这时，北京有事要我回去，我就去了一趟沈阳军区，跟新华社的雷润明、通讯员李健羽还有甄为民说了这件事，可他们说，沈阳军区发了个通报，说雷锋是因为严重忽视安全造成的恶性事故死的，要军区吸取这个教训。你要宣传他不就等于推翻这个结论了？

　　田炳信：这个说法白纸黑字发通报了吗？

　　连云山：发了，是一起严重忽视安全的恶性事故！我当时就说，我只宣传雷锋的事迹、思想和精神。至于他的死，我只有4个字：因公殉职。

　　田炳信：这也是事实。

　　连云山：事故不事故是另一件事。沈阳军区的通报从其角度来讲也许是对的，但事故的责任不在雷锋本人，天快黑了，下着小雨，一条晾衣服的杆子倒下来，一下砸在雷锋头上。

　　田炳信：不是有人倒车撞倒杆子砸了雷锋吗？连云山：也不一定是倒车，杆子不结实，软了。田炳信：他在干什么？

　　连云山：有的说他在指挥车，有的说他在旁边看。

　　田炳信：看什么？

　　连云山：看着倒车。雷锋有什么罪过？他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了生命，为什么要把“恶性事故”安在他头上？太不公平了！但我采访雷锋所在连队的干部和营干部时他们都说：“连记者，你这么写我们不同意！”

　　田炳信：组织观念很强。

　　连云山：团里也是这个意见，到沈阳军区就更不行了：那个通报还算不算数？

　　田炳信：这是个难题。

　　连云山：后来我跟沈阳军区达成一个协议，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你管你的事故问题，我管宣传雷锋精神、思想和事迹。我不说你不对，你也不要说我宣传雷锋有问题。你有你的上级，我有我的上级。

　　田炳信：这事其实还是没理顺。

　　连云山：达成协议后，我就去找李健羽，当时在场的还有甄为民，我们一拍即合。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请他们赶快形成文字。回京后，当时也没有传真机，靠的是电话，他们就在电话里读稿，我记。分《雷锋通讯》和《雷锋日记》两部分，忙了4天，都很辛苦。

　　田炳信：有没给沈阳军区看？

　　连云山：不能看，一看就毙掉了。这话我跟《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讲过，稿子不准备送总政宣传部审查，也不送沈阳军区审查。理由是，团以上的军事活动要送审，团以下的我们有权处理。

　　田炳信：你钻了这个空子。

　　连云山：对，雷锋只是个战士。当时的总编室主任张超也说，连写战士的稿子也要送总政审查，那还要我们干什么！稿子就发了。

　　宣传雷锋曾是“严重错误”

　　田炳信：后来呢？

　　连云山：总政治部一个副部长点名批评我说，这个报道是错误的，雷锋的死不能和黄继光的死相比。黄继光牺牲也不过发了2000字的通讯，对这么个被砸死的战士，却拿出两个版面来宣传。如果再有战争，你能拿出8个版面来宣传吗？你没把好关，是严重失职，要严肃处理。

　　田炳信：结果呢？

　　连云山：我跟他们针锋相对地争论了两三次，他们说我对抗领导，目无组织。后来专门开了一个会，首都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来了，通报了最近宣传方面出现的重大问题，说《人民日报》宣传了一个错误的典型，这事大家今后要注意。

　　结果当时《中国青年》的负责人听了非常不平，他们也不吭声，回去后就秘密行动，一路人去湖南调查雷锋的身世，一路人到抚顺核实，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宣传是正确的，但力度还是不够！后来他们把雷锋日记的全文都登出来了，还请了毛主席题词。

　　田炳信：就是3月5日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毛主席还说雷锋这个人懂点哲学，评价很高。

　　连云山：《中国青年》的“雷锋专号”出来后，一下子宣传就推向了全国。

　　田炳信：现在学雷锋变成了一种形式，对你刺激很大吧？

　　连云山：大。因为我所报道的雷锋，几十年来被当作政治工具、吹到天上又踩在地下，对此我无力改变，我内心的痛苦，难与人言。几十年来每逢3月的那一天，我都会饱受刺激，为此痛苦和悲哀好几天。

　　采访结束时，我突然感到，天下何为大事，何为小事，能说清楚的全是小事，说不清楚的全是大事。大事有谜底无答案，小事有答案无谜底。

　　计划经济年代说不清道不白的事太多太多。计划经济年代是一个无名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奉献的时代，是一个不辨东南西北向前冲的时代，是一万个人有两万只眼睛闭紧的年代。连云山睁着半只眼，他看到，他想到，他也做到了。不容易，实在不容易。

复活新闻

　　周总理交待给我四个字：“适可而止”。不要扩散，不要再提

　　日本人开发东北不从挖煤入手，而是先建水电站，值得参考

　　宝安十几万人外逃，当时有人批评广东省政治警惕性不高

　　陶铸说连云山的看法是荒谬的，情况是属实的。我很高兴

　　沈阳军区通报说，雷锋是因严重忽视安全致死的，要吸取教训

　　图：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主要是人祸。到处在虚报粮食产量，大家都吃大锅饭，没人干活了。这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吃大锅饭。（选自《中国人本》画册）

　　（夏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