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138名候鸟考生

　　“教育部采取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新华网5月30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仔细阅读完新闻之后，又不免有些失望，话说得特别狠，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比如文件指出，“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这不是废话是什么，人家根本不会傻到“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的程度，现有的重点学校就足够了，控制数量才会让市场有“饥渴感”，有“饥渴感”才会有滚滚财源。至于说到“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就更可笑了，什么是有效措施？什么是无效措施？标准是什么？这种文件实在是浪费纸资源！

　　从6月1日开始，业主如果要把买了还不足2年的住房出售，必须全额缴纳营业税（《北京娱乐信报》5月31日）。政策是如此强硬有力，房价应该不会再疯涨了吧，不过，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另加一条“特殊情况也可酌情减免”。比如说某贫困家庭攒了一辈子的钱，好不容易买了一处新房，结果家里有人不幸患上绝症，贫困家庭不得不卖房救命，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人家“全额缴纳营业税”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了。打击“炒房”的政策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能成为伤害特殊情况下的弱势群体的理由。

　　北京工商局日前表示，明星替假药做广告无异于间接杀人（《新京报》5月31日），这话听着别扭，拜托不要老收拾那些“间接杀人”的，人家推荐的保健食品、药品有一部分是拿到了合法审批手续的，有本事“直捣黄龙”，把那些“直接杀人”的全逮起来。“制度陷阱”谁该负责？

　　“海南取消138名湖北迁入考生高考资格”（《法制日报》5月31日）的消息让人震惊，海南是否有权取消这些考生的资格呢？根据有关规定，他们已经有了海南户口，教育部门是不能取消其高考资格的。但是，这138名湖北考生最终还是被取消了在海南的高考资格，理由是他们在迁出地湖北也报了名，而考生是不能在两地重复报名的。最麻烦的是，他们在湖北也不能参加高考，除非把户口迁回去。高考近在眼前，要想在短短几天之内，将户口从海南迁回湖北谈何容易？

　　考生们掉入了“制度陷阱”，求考不能，欲哭无泪。姑且不论湖北、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较大差距是否合理，单就湖北、海南两地教育部门处理问题的方式而言，确实让人憎恶。整个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恶狠狠的态度和毫不留情的手段，而没有看到丝毫宽以待人，着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善意。考生如候鸟一般从湖北迁往海南固然违反了相关规定，但“罪不至死”，有关部门是否一定要以他们的命运波折作为惩罚？这种惩罚可能会改变某些人一生的成长轨迹，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让考生复读，有些人可能会就此失学，失去较多的个人发展机会。

　　“制度陷阱”是早就存在的，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的话，恐怕考试制度的制订者、执行者以及户口审批的相关人员都难辞其咎，但是，这些人天然具有的强势话语权和某些资源使他们可以逍遥地站在事件之外。家长作为户口迁移的策划者、实施者应对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即将受伤害的是无辜且只能唯家长之命是从的考生，这种惩罚意义不大，恶意不小。

　　为了138名候鸟考生，我们应该疾呼：“赶快给他们恢复高考资格！”为了138名候鸟考生，我们应该拷问：“‘制度陷阱’的长期存在，谁该负责？”消灭特权意识，从小事做起

　　“北京破获近年来最大涉枪案件，嫌犯为河北省一法院副庭长”（《法制晚报》5月31日）讲述的是法官李同文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的真实故事，“河南商城县森林公安滥用职权，参与屠树毁林，包庇涉林犯罪”（《大河报》5月31日）的消息则让我们继“成都铁警案”之后，再次被震撼。

　　我们当然相信败类在司法队伍中只是极少数，只是这极少数造成的影响却有着巨大的负面效应。我们说过太多的关于制度和监督的问题，公众已经对此产生近乎麻木的心态。其实，特权意识助长犯罪形成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法官工作证让携带枪支的李同文在安检时轻松过关，这就是特权的力量；森林公安公然参与屠树毁林，这也是特权的力量。他们为什么敢于使用这种特权？因为社会实际上默认了某些职业“高人一等”，比如按规定，警察驾车执行公务时是不用缴纳过桥费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只要是警车就免费放行了，无论该警车是去郊外的主题公园，还是去案发现场。这些不仅仅是警察的问题！

　　不要讲什么制度监督的宏大命题了，我们可否就从取消某些职业的特殊便利做起，让尊敬的法官、勇敢的警察和普通市民一起排队、买票和缴费。特权意识的消灭，必须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这话说得多好！（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