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传统道德找到合适的民间力量

　　为了让社区更和睦，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街道办事处日前推出两款“亲情条约”，违反条约对父母不孝的社区居民，将在“社区小报”上曝光，居委会还会进行直接干预，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信息时报》5月30日报道）

　　对于中国人来说，“孝”是一个基础性的道德问题，一切传统道德都是以“孝”作为起点的。也就是说，“孝”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在传统中国，由于道德力量极大，孝的保障不成其为问题；而在如今，由于社会变革中各方面的强烈冲击，孝的观念和道德力量大为弱化，孝的保障已经大成问题。而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街道办事处的“亲情条约”，则是一种对道德民间力量的一种寻求，很有意义。

　　“孝”之于法律，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封建中国“以孝治天下”，自然将“孝”之要求纳入法律进行重点保障，在刑律中规定了众多的应受刑事处罚的“不孝”行为，甚至于对于犯罪之亲人，也有“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这是构成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但尽管法律对“孝”的规定如此严密，孝的保障主要还是来自于民间道德观念的强大压力，法律只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不是孝之保障的常态。进入现代，“孝”已经不能在法律中特别进行强调，对“孝”的保障更只能单一的依靠民间道德压力，虽然在刑法中有一点点体现，也只是零星的、非系统的特别条款了。

　　但目前来说，由于整个社会正全方位地处于变革之中，民间道德力量的弱化甚至虚无化非常严重，道德的压力已经失去了当日的作用。问题是，道德的要求只有下达于民间，才能下达于民众，成为众人的基本准则。而无力量的道德，只是一种无约束力的空洞的说教，自然得不到认真的落实，于是只能止于上层、止于理论。而道德，正是一种需要民间力量加以保障的上层建筑。因此，在当前道德重建的过程中，重新寻找道德保障的民间力量至为重要。“亲情条款”以“社区小报”的方式对不孝者进行曝光，正是民间自我寻找力量的一种尝试，其意义不容低估。(稿源：红网)(作者：廖德凯)(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