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有争议社区自决之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上网征集意见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日晚，网友共对草案发表意见969条，其中反对“解禁”的约占50%；明确赞成解禁的共有290条，约占30%；其余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禁放变限放，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尊重民意、弘扬传统文化之举，竟招来了反对声浪，这样的结果不得不让人深思。

　　虽然网上民意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北京的确有不少市民反对烟花爆竹开禁，而且他们的反对理由也情有可原：有些中老年人喜欢安静，爆竹声会惊吓他们；对患有心脏病等特殊疾病的市民来说，爆竹声响会危害其健康甚至生命……也许更多市民担心开禁令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问题。

　　而按照该草案，居民生活区并没有被列入禁放范围，这就意味着，一旦草案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权利就成了保护的空白。当年，政府为了公共安全，剥夺了一部分公民追求节日愉悦的权利；而今日，政府为了恢复这些公民的权利，为了光大传统文化，又剥夺了其他公民追求安静的权利。这样，爆竹无论禁与放，总不可避免要伤害一部分人。

　　有人也许会想，如果让草案再细化一些，把公民要求安静的权利写进去，困局不就破解了？问题是，政府法令即使再细，也不可能囊括千变万化的现实。何况，就算政府法令把所有的可能都包括进去了，但如何执行呢？政府把自己的触角都深入到每个居民小区，去干涉公民的一些具体事务，这既不现实，也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那么，政府保护不了那些需要安静的市民，谁又来保护他们呢？答案是：自己保护自己。政府无须代替公民做选择，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法令，防止爆竹开禁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至于爆竹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定规则，让公民相互博弈，通过社区自决来解决。

　　具体而言，对一个社区来说，爆竹是否可以放，可以在哪里放，可以在什么时间放，这些可以由社区居民自行商讨来定。这样的机制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兼顾各方利益，让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例如，如果社区居民中的大多数支持放烟花爆竹，那就可以通过协商，照顾那些需要安静的居民。比如，在这些人居住地周围划定一个小范围的禁放区等。社区居民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后，可以自发成立志愿者队伍监督协议的执行，一方面规范本社区的居民，另一方面阻止其他社区的居民来破坏本社区的秩序。

　　社区的和谐，其最终的依靠不是来自于政府的强制力，而是源于居民的共同责任和利益。烟花爆竹问题如此，流动摊贩、宠物、装修扰民等社区问题亦如此，社区自决往往比“一刀切”的公共政策更有效。由于社会的多元和角色的差异，政府往往会被复杂的民意诉求包围，越来越发现自己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持续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过于“理性的自负”，推出统一和标准化的公共政策，有时不但难以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矛盾。这时，政府如果改变行政权力统摄一切的习惯，抽身而出，通过制定规则，让公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遏制一方去压倒另一方的企图，许多问题可能就容易化解得多。

　　对于私权利领域的事务，引入社区自决让公众相互博弈，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社会管理的成本，还可以让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形成和谐互动；同时，它对公民社会的构建更是善莫大焉。

　　见昨日A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