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和他的未竟理想

　　刚刚去世的费孝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江村经济》中说，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他说，“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计划外偶然形成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马林诺夫斯基称该书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本书还为费孝通赢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这是人类学科中最高的荣誉。

　　193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称20多岁的费孝通为“中国的一个年轻的爱国者”，这种称谓让费孝通喜欢。他认为自己在人类学领域的努力不可以被说成是“纯科学的研究”，他的理想是通过人类学研究以促进世人的幸福和美好社会的实现。由此我们则不难理解费孝通早年在进行实地的人类学调研过程中，仍坚持的书生论政情怀。

　　在《江村经济》中，这位具左倾倾向的知识分子批评执政者说，“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

　　费孝通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而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措施，在费孝通看来，是“恢复农村企业”

　　1936年到江村时，费孝通看到这里以合作为原则开始发展“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的小型工厂，他认为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试验。1957年，费孝通再到江村时，中国农村正在推广合作化运动。在《重访江村》中，费孝通说，这个位于苏州附近的小村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严重和巨大的变化，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谁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他一定是个瞎子。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从费孝通的思想脉络看，他在“百家争鸣”期间说这段话，并非完全违心，虽然他也看出了合作化运动的一些问题。

　　费孝通的局限也似乎就在于此。他没有看出合作化的真正弊病所在。虽然一直坚持以经济视角看待中国农村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但他显然忽视了政治的强大破坏力。事实上，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

　　于建嵘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可以和《江村经济》对照阅读。《岳村政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用民主和权利话语来考察中国的乡村问题。从于建嵘对民国期间农民暴动的褒扬，看得出他“对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于建嵘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他用权利话语关照农民问题的同时，却对被专政者的权利视而不见。这种暴力性的对抗，最终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彼时国民党也开始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经济落后和权利缺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两面，费孝通看重前者却忽视后者。“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带着未竟的理想离去，在他去世之后，三农问题仍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靠“恢复农村企业”解决农村问题的观念，显得过于单纯。当下的中国农村，同样是民主和权利诉求高涨。于建嵘此后多次前往岳村所在的湖南省衡山县调研，他所提出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仍然是有关三农问题的最前沿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