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特稿：他们，他们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许多出身寒门的孩子努力学习的动力。然而，冷静而理智地想想这句话，却觉得未免太过浪漫，因为命运又何尝不在决定着知识的获得？

　　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毕业班的一群保送生是天之骄子，大好前程铺在他们的眼前，然而，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才几天，他们就被巨大的反差惊呆了：原来一直觉得自己的前途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从来没想到，他们只是赢得了一场并不公平的竞争。这种感觉让他们难以平静。

　　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也去看看。

　　远远看到一块高悬空中的标牌：“红山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这是一个四岔路口，通往三个方向的路均是宽阔的水泥路面，唯有通向这个学校的路是坎坷的泥路。也许正因为此，这所学校才能在这里立足。然而，过后的采访中，我却了解到成立六年的学校已经是五度搬迁，现在的校址也很有可能拆迁。

　　跟我联系的夏昊雨和她的几位同学在学校门口等我。学校正在上课，安安静静。

　　“这里的教室里只有木制的桌子、板凳，没有任何先进的教学设施。而我们城里很多学校，早已是电脑、投影仪每个班都有。他们的课余时间，锻炼和活动就是在操场上追追打打。这里没有任何锻炼器材。”

　　“在这里，一个教师要兼好几门课，语文数学外语都是一个老师教，不可能很专业。孩子们也就不可能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

　　“学生基础差，师资差，受到的教育和城市普通小学根本无法比较。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去跟城市里的孩子竞争，他们显然不可能是对手。”

　　“他们跟同龄人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他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受着歧视。”夏昊雨、王研、王昀、夏秋、朱捷，他们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毕业班，他们已经被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交学院提前录取，他们庆幸十年寒窗苦终有回报。然而，入学前的一次支教活动，让他们怀疑“人生而平等”在现阶段依然只是口号。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孩子们的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像火一样灼伤了这群来自名校的大哥哥大姐姐的心。

　　“为了调动他们上课的积极性，我们到这里上课之前，准备了一些‘大白兔’奶糖。因为以前在城里学校上课时，学生们大多懒洋洋，爱理不理，要做游戏，要想很多办法，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夏昊雨跟我说，“上课时，同学在前面讲课，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一个同学举手回答问题了，他就可以得到一块奶糖。和我隔着一张课桌的一个女同学悄声跟她的同桌讲：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糖，他们肯定要花很多很多钱。”

　　“听到这句话，我的眼睛湿湿的。”“我给他们准备的是一些印着名人名言的卡片。”王昀接口说，“回答问题对，就发一个。可是人太多了，一个班66个人，回答了一次就不许他再回答了。有小朋友举手说，老师我不要卡，我就要回答问题。”

　　“原本以为给他们讲英语音标，这是非常枯燥的东西，他们一定不会积极，也一定不会认真听下去。没想到，甚至下课了，他们还不肯走，许多人举手，老师，再讲一会儿。”

　　“我带的那个班，每次下课了同学们都围着我：老师你什么时候再过来？我们什么时候再听你的课？”王研说。

　　“我这样想，”夏昊雨说，“如果让这里的民工子弟到南外，有跟我们一样好的条件学习的话，他们一定会有跟我们一样好的成绩。”

　　他们围着我，真诚而冲动。我无言地坐着，深深地，为他们理想的光芒所震撼。他们也还是学生，已经开始把社会的责任扛到自己的肩上。知识改变命运，他们说：让我们都来做些什么，我们来了，看到了，就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极认命。

　　朱捷一直保留着一个小男孩送给她的一只纸叠的小兔。小兔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在她看来，这礼物就是这所学校的孩子对知识渴求的象征。

　　“他们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离去，他们怕我们很快就会离去。他们什么也不会说，用纸叠着一个一个小动物送给我们。什么都不说。”

　　他们，即将迈进高等学府，而且都是名校，然而在这人生的转折点，由于参与了这次支教，快乐的心情却被沉重代替。他们联名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写道：“通过这段时间与民工子弟的接触，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但同时也为他们学习环境的恶劣和学习条件的简陋而震惊。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志愿者活动，使民工子弟受教育问题得到政府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的更多关注。”

　　“民工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他们承担的是城市发展中较苦、较累、较脏的工作。我们在尊重他们的同时，理应给予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关注。从小方面来说，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民工子弟改变命运的必经之路；从大方面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外来人口，可以给一个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反之，素质低下的外来人口将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沉重的负担，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改善民工子弟的学习条件至关重要！”

　　教学环境简陋，教学设施落后，这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感受到的巨大反差。象牙塔中的他们不了解，这所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已经是我市外来工子弟学校中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办学能力最强的学校了。据了解，有一万多名外来工的孩子就读于分散在南京市城乡接合部的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中，有资质的仅有25所。

　　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也是忧虑重重：“办这个学校，是个人投资。并不是因为我很有钱，有钱了，就办贵族学校了。我是安徽人，在老家就是老师。老乡到南京打工，他们的孩子无处上学，就一起来请我帮忙教孩子。我一时冲动就答应了。知道难，没想到会这么难，现在是只能向前了，一千多个孩子呢，我不能不负责任。”

　　孩子不仅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城市的希望，因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批孩子总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城里人，如果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不仅家庭贫困会沿袭下去，未来城市建设者素质将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目前的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教育，从办学条件上与公办校无法相比，而公办校的收费，又让民工家庭望其门而不得入。

　　据我们了解，从去年起，教育部门要求每个区指定1至2所小学或中学，集中接纳外来工子弟，外来务工者只要具备暂住证、借读或转学证明以及务工证，就可以送孩子到指定的公办校就读，鼓楼、白下等主城区教育部门甚至在全区所有学校推行民工子弟的同城待遇。

　　然而，奇怪的是，新政策出台后，并没有更多的民工子弟涌进公办校。

　　新推出的政策，对许多外来务工者而言是个不低的门槛。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法取得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的，他们的劳动得不到保护，他们的子女也跟着受累。此外，一些外来务工者计划外生育的现象比较普遍，他们的孩子因为父母的错误，入学时就必须吞咽由此带来的苦果。

　　怎么办？教育界专家承认，新推出的政策虽然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种努力，但理想与现实还相距甚远，因为只要是孩子，就应该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而不应有任何附加条件。而目前各区指定集中接纳外来工子弟的学校，大多是区里城乡接合部的薄弱校，因为南京孩子的生源不足，加上收费较低，在历史上就是外来工子弟聚集的地方。

　　张腊梅，一个13岁的女孩。红山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五年级学生。张腊梅已经不知道在南京几年了，一直跟着爸爸妈妈在南京生活，老家没有任何亲人。像每个幸福的孩子一样，她也一直享受着父母的呵护与疼爱，直到去年——

　　2004年4月17日，父亲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大街小巷叫卖生姜、辣椒，樱驼花园的一个路口，一辆面包车把他撞倒在地。

　　父亲死了。父亲在世时，也常给小腊梅买点零食，添置新衣。父亲死了，一年多来，小腊梅再没吃过一次肉，没穿过一次新衣。父亲被撞的赔偿问题，不知是否跟他的外来民工身份有关，至今悬而未决。重病在身的母亲，挎着竹篮，在附近小区叫卖些许的生姜，维持两人生计。

　　美丽然而变得沉默消瘦的小腊梅，眼里闪出泪花，我不敢继续和她交谈。小腊梅飞一般跑回教室。

　　在学校不长的采访时间里，见到了许多类似小腊梅命运的孩子。种种不公，使得他们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轻松快乐。有形的、无形的歧视，深深地伤害着孩子们原本单纯、快乐的心。甚至让他们对他们曾经向往的城里人的生活，充满了瑟缩与戒备。

　　我问孩子们：“如果让你去城里孩子上学的地方，你愿意吗？”

　　——不愿意。——城市学生有的时候看不起我们。我以前上一年级的时候，他们总是看不起我们。

　　——我学前班是在那边上的，他们总说农村孩子这样那样不好。

　　——在这边，我有很多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感觉在城里交不到朋友。

　　我又问：“你们和城里孩子有区别吗？”

　　——没有。

　　——有的。

　　——没有。

　　——有的。

　　……

　　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老师们告诉我，这些孩子非常敏感，一个眼神都可能伤害他们，也许，他们适应城市的过程会很漫长。

　　写到这里，我停下笔来，看看时间，已是凌晨两点。感觉已经说了很多，又觉得还有太多的没有表述。抬头看着窗外，眼前又现出采访时一张张可爱的面孔。

　　我想，许多年之后，外校支教的学生与这里的孩子之间，会不会生出厚重的隔膜？谈起将来，夏昊雨们充满欢欣与激情。而这里才上初中的孩子，问起将来的打算，口气总是很平淡：上不了高中。家里人说了，就早点出来做事吧。

　　在学校采访结束后，我和外校的学生们一起朝门外走，正是中午放学时间，孩子们把他们拥在中间，一声连一声地喊：“老师好，老师好。”

　　“我们还只是高三的学生，我们在这里教书也只是一个月，他们对我们竟如此亲近。”

　　“听他们喊我老师，我有想哭的感觉。”

　　(编辑　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