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在中国的早年片段：选择留下与邂逅爱情

　　2004年，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书中描述了他早年在中国的一些生活片段。

　　十字路口———西行·东归

　　在西方，罗盘据说是指向北方的。发明罗盘的中国人却称它“指南针”。指北或是指南并不影响它辨明各种方向的功能，但它确实会使人注意到事物的相对性和观念的多极性，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关联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甚至已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用语之中，比如英文里的Howmuch或Howmany，在中文里就成了“多少”，任何东西的长度都说成“长短”。

　　具有更深刻意蕴的是中国话里“危机”这个美妙而富于哲理的名词，直译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险———机会)，它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的。从西方的观点看，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是在“远东”。但如果从中国再继续往东，就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对欧洲人来说，这应该是“远西”了。从加利福尼亚往西走却又回到了欧洲人眼中的“远东”。

　　如果我是在欧洲，我会用我的笔和舌为西班牙战斗，也可能在“国际纵队”中用枪来战斗。但我是在中国，这里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我越来越强烈地为这场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所吸引。我工作的报馆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的。

　　爱泼斯坦与妻子邱茱莉

　　邱茉莉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她的成长受到同一历史气候的普遍影响，使她在成年以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她学过农业，曾在英国约克郡务农，后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接着她去接受职业培训，当过职员，不久被解雇。她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并且认同这个群体，有时参加他们的抗议游行。

　　后来，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她见到了殖民地(现在称作“第三世界”)的种种景象。后来，她在这个学会的纽约总部工作，这里的学者有左派，也有右派。在接触中，她发现左派学者更开明，同她更投合。在这些左派学者中有中国人，给她的印象很深。他们实际上是地下的共产党人。

　　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同情日益扩大，邱茉莉在美国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后来她到了香港，仍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我在香港同她相遇，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支持者。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后来我们一同被关在日本人设立的外国平民拘留营里。我们决心同另外三个朋友(他们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一起出逃并取得了成功。

　　1942年，在奔向中国内地的艰险旅途中，我们相爱了。

　　(来源：竞报，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