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绝对证据何时呈堂

　　“我们手里握有绝对的证据”，这种话曾在不同时间中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最新事例就是“迟尚斌下课”后，前深圳俱乐部杨塞新声称，针对“去向不明的60万”，他手里握有绝对证据。本周，在上海中邦俱乐部处理范志毅等人后，中邦俱乐部也声称掌握3人“不正之风”的证据。这给人一种感觉：“绝对证据”成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经营者的护身符和重磅炸弹，而“证据说”则成了足协的“万金油”和“挡箭牌”。最终呈现给我们的结局却是：多年来“绝对证据”没一件证据呈堂作证，所有的“绝对证据”都不了了之。

　　“绝对证据”堂上难成证据

　　在中邦处罚大腕儿风波中，中邦俱乐部董事长高立平公开表示，“俱乐部掌握有队员违规的证据”。然而，针对这些“表现不正常的证据”，高立平私下又承认，“这些证据虽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真拿到法庭上，很可能不会被法庭采纳。”这不禁令人生疑，这些“绝对证据”到底是不是证据？能不能成为呈堂证据？

　　1998年8月22日，在云南红塔对陕西国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国力主帅贾秀全对“3号隋波”的怒斥引发了足坛强震。在此后调查期间曾牵扯出一盘由国力俱乐部掌握的录有巴西华人王素徽企图收买国力3名巴西球员的电话记录的录音带。在1998年底，中国足协公布的调查结论是整个“隋波事件”系媒体的炒作，录音带不具备法律效力，没有必要公布。

　　究竟什么样的证据才能成为证据，记者就此请教了有关的法律专家。专家指出，就“证据”的定义而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然而，涉及到“假球和赌球”的证据却需要另当别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忠民解释：俱乐部、球员之间私下的交易，比如打假球，目前并不受中国刑法的制止。因此，单纯以假球证据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通常不会受理。虽然法律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但从目前情况看，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仍在行业管理范围内。不过，假球事件通常伴有赌球情节，因假球一般都和经济利益有关，因此，公安机关是接受赌球举报的，但举报人必须提供真实的案情线索。从法律角度而言，部分“绝对证据”不了了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假球证据”本身就在法律界存在争议，有些在足球圈内人看来是“绝对的证据”，从法律角度衡量就难以成为证据。

　　经济利益“一条船”

　　前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曾提过，中国足球与媒体是在一条船上。其实，“一条船”的比喻更适用于俱乐部、球员和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许多俱乐部经营者在拿出“绝对证据”后，最终又不了了之，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搞足球的人坐在一条利益之船上，“砸了别人的饭碗，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这是足球圈内的共识。“绝对证据”者怒气消退之后，协助足协进行调查时，多数会幡然醒悟。一位足球界的资深人士曾向记者举例，就陕西国力队而言，国力球员到足协告俱乐部拖欠工资，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指责球员打假球。今年4月2日，中国足协做出职业联赛以来最严厉的处罚，取消国力俱乐部参加2005年中甲联赛和足协杯赛的参赛资格，降入乙级联赛。处罚结果虽大快人心，但直接结果是一拍多散，取消中甲资格后，国力俱乐部没了商业赞助，球队不参加乙级联赛，球员没了参赛机会，自然也就更谈不上工资收入了。球员的注册资格由俱乐部掌握，球员的命运仍被拴在俱乐部这条船上。一拍多散的后果，是俱乐部和球员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不但让国力球员明白了揭黑的后果，也使更多的旁观者明白了利益一条船的道理。

　　在行业管理者执法不力，举证者不愿自毁经济利益的环境下，“绝对证据”自然难成证据，这种虎头蛇尾的事件，我们今后还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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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备忘录

　　1998年8月22日，在云南红塔对陕西国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国力主帅贾秀全对“3号隋波”的怒斥引发了足坛强震。1998年底，中国足协公布的调查结论是整个“隋波事件”是媒体的炒作，录音带不具备法律效力，没有必要公布。

　　1999年12月5日，甲A最后一轮重庆隆鑫队主场迎战沈阳海狮队，后者在这场关乎本队保组成败的比赛中以2比1反败为胜并保组成功，而广州松日队降入甲B。12月中旬，中国足协针对这场比赛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仅以罚款了之。2001年12月11日，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公开场合承认曾给裁判员送钱。2002年1月7日，宋卫平把在2001年甲B联赛执法中8名涉嫌收受该俱乐部“黑钱”的裁判员名单交给了新华社记者。但这次反黑风暴最终虎头蛇尾，仅龚建平一人被判入狱。

　　2005年3月，原国力门将江洪因向国力俱乐部讨要工钱而大曝国力丑闻，国力总经理王珀随后与江洪在媒体上互相揭短。4月2日，中国足协取消陕西国力俱乐部参加2005年中甲联赛和足协杯赛的参赛资格。但针对有关媒体报道的双方互相揭短的内容是否涉及犯罪，足协认为无证据而没有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