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意识成政府自觉行为是公众之福

　　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在例行发布会上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于6月9日到10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世界服务贸易论坛”。并从此开始，上海市政府将尝试政府主办会议不给予财政补贴，而通过赞助和票务等市场化方式“以会养会”。（见《东方早报》6月2日）

　　上海市政府尝试政府主办会议不给予财政补贴，而通过赞助和票务等市场化方式“以会养会”，在当前各种会议日益增多、政府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在笔者看来，其重要作用在于能有效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我们知道，现代政府占有和支配的各种社会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普遍较高。政府是社会最大的雇主，它占用和支配了大量社会资源，由于社会资源有限性，政府运作必须考虑成本。并且时代的变化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出现了，如政府开支过大，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等。为此，政府必须更加灵活和高效，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而上海市“以会养会”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

　　对政府主办会议给予财政补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万能政府思维的产物。“以会养会”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运作成本，决策成本，制衡成本等。任何组织与个人在决策和运作时都会将收益与付出相权衡，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机会成本意识。而政府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在相当长的时段中才能进行权衡和比较。据此，如果把政府绩效、政府成本与政府利益联系起来认识的话，那么，可以对政府成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如此以来，作为纳税人，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对“以会养会”中透露出的政府成本意识的滋长感到欣慰。

　　长期以来，不少政府部门缺乏成本意识，并且缺乏社会约束、市场约束、权力约束，政府利益会扭曲变形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官员利益。会将政府部门成本、地方政府成本转移到更高层级政府成本中去，降低整个社会的政府绩效。这种转移方式常以公共政策执行的阻滞为代价。诸如，公共政策执行的表面化、局部化、扩大化、停滞化，从社会整体意义提高了政府成本，降低政府绩效。

　　事实上，我国政府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无效的规模成本、运行成本和决策成本。在社会总成果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成本越大，政府政绩就越小；反之，政府成本越小，政府政绩就越大。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上级政府或政府本身，还是社会公众，在评价政府政绩时，往往由于缺乏政府成本意识和概念，特别是缺乏政府长期成本意识，政府成本信息的不易取得及政府成本的公共性，导致人们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存在搭便车思想，导致政府绩效评价的非理性。政绩评价的非理性使得许多不经成本效益科学论证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横空出世，造成政府成本恶性膨胀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给政府财政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因此，上海市“以会养会”的做法，对于降低政府成本、减轻社会公众负担，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就是因为政府的存在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即用成本较低的政府交易替代成本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交易和社会交易。这是笔者对上海市“以会养会”中透露出的政府成本意识的增长，降低政府成本成为政府自觉行为，感到欣慰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是公众之福。(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