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汇率争端背后的政治动因

　　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先生昨天抵达北京，他此行的步伐连同心情一定不会轻松。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将与中国的有关官员就中美贸易近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磋商。正如两天后也将抵京的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波特曼所说：“我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些严重的挑战，我期待着在北京的讨论中能处理这些挑战。”

　　在单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却未得到美欧方面的任何善意回应之后，5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取消81项纺织品出口关税，中国与美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根据WTO规定，今年起纺织品国际贸易取消配额。随着中国纺织品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的迅猛增长，以往一贯以自由贸易姿态示人的美欧国家出现了强烈的保护主义思潮，开始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限制和压力。实际上，比贸易摩擦更为强烈的是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端，而汇率又与贸易直接相关。

　　5月29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题为《中国替罪羊》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给亚洲经济带来了稳定，使全球更加繁荣……因此，“当美国官员敦促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时，中国人应该看紧他们的钱包。”文章针对的是5月17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这份报告宣称，如果中国不在6个月内调整人民币汇率，就将对中国采取严厉制裁。

　　其实，无论是来自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阵营，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不止一次表示，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因为美国的零售商只不过会转向其他国家购买类似商品。格林斯潘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确需要改革，但那只是因为现行的这个制度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这种观点几乎与中国官方的态度如出一辙。

　　令人遗憾的是，美欧的政客在明知这些道理的情况下仍然迫不及待地向中国挥舞起保护主义的大棒。破解这种“行”与“思”之间的悖论，需要我们从西方的政治结构中寻找答案。在欧美的议会政治和政党交替执政的制度下，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被认为是由民众选举出来并代表民众利益行使权力的人。然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民众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囿于视野的局限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他们表达的意愿经常与自身的根本利益并不符合，有时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因而，即便是有远见的果敢的政治家也不得不首先扮演好选民“代言人”的角色（至少是形式上扮演好），之后才谈得上扮演自己希望扮演或认为应当扮演的角色。

　　《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21日发表丹尼尔·奥尔特曼的文章，指出，作为一个日渐崭露头角的竞争者，中国在某些时候是一个现成的靶子。这一语道破了当前弥漫在欧美民众中的微妙的政治空气———说到底，那些扬言要对中国实施严厉制裁的政客们内心并不一定真的认为是中国人抢走了他的选民的饭碗，他们不过是试图通过夸张的“作秀”来掩盖他们没用能力真正兑现对选民的承诺而已。

　　5月27日，欧盟在WTO规定的15天磋商期未满之时，突然宣布启动对中国Ｔ恤和麻纱这两类纺织品的“紧急特保”程序。十分微妙的是，此后一天正是法国就《欧盟宪法条约》举行全民公决的日子，民调显示反对声音略占上风。而当《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否决，以及眼见随后也无望在荷兰通过之后，欧盟又回归正常轨道，称实行特保并不是欧盟初衷。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盘认同西方的政治结构，不过，如果想要与世界长期和睦相处，就有充分的必要去理解这种政治结构。作为一个“非西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改变世界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主要来自西方的怀疑、猜忌乃至恐惧。今天的汇率和贸易争端只是一个开端，类似的、甚至更为严重的对外经贸摩擦乃至政治摩擦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伴随着我们。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内民众的政治意识也会不断地被唤醒，从而对政策的制定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样地，这种政治意识在很多时候也远远谈不上成熟。

　　如何在上述两者之间把握好平衡与妥协，求得一个和谐的内外发展环境，是我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对、而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此时此刻，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理解古铁雷斯先生的真实心境。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古铁雷斯先生能够理解我们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