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喉”曝光：如何看待秘密新闻来源

　　美国来信之林达专栏

　　“深喉”现身是美国这两天最轰动的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二号人物马克·费尔特近日承认，他就是在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中向记者提供材料的“深喉”。这个美国新闻界保守了30年的最大谜团一朝公开，引发了诸多的问题和思考。

　　“深喉”，英雄还是罪犯

　　虽不能说“深喉”导致了尼克松总统下台，可是作为重要内部消息来源，“深喉”无疑是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当年“接头”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和“深喉”约定：除非“深喉”死亡或自己同意，身份将一直不公开。“深喉”在美国成为四个人(三个当事人和一个主编)30年保持的秘密。尽管曾有人猜到费尔特头上，可当事人不承认，就无法确认。

　　为什么不愿意公开？费尔特今天说“我猜想人们一直把‘深喉’看成一个罪犯，现在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了”。长期以来，费尔特不仅因为背叛总统和朋友，在道德上面临困惑，而且他还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没有完全的把握。

　　按照美国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记者和报纸公布这样性质的内部消息，绝对没有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要成为法律制裁对象的顾虑。但是，政府雇员私下对媒体泄露政府内部消息还是受保密制度约束，过了界限就可能有违法之虞。

　　因此，“英雄还是罪犯”，其实包含了两个范畴的概念：一是判定忠诚与背叛的道德范畴，“罪犯”的说法只是一种象征；二是判定揭露上司违法是否越界的法律范畴。

　　对于前者，人们的看法至今仍有分歧。但是，费尔特的判断大致不错，今天，多数美国民众即使不认为他是英雄，也大致可以接受费尔特的行为。对于后者，那是客观的司法判定。即使有违法行为，须有原告出来起诉，经司法审理，才有结论。30年后，不仅因为他是个91岁的病弱老人，更由于“水门事件”的水落石出、尘埃落定，根据现有事实，估计即使有人起诉，也难定罪。所以估计起诉不会发生。而假如放在30年前，水门案伤害了很多人，有人起诉的可能性很大。即便不能定罪，对当事人也是很大麻烦，这也是长期保密、今朝才解密的重要原因之一。

　　涉及制度健康，只应考虑客观效果

　　“水门事件”的被伤害者、尼克松的年轻班底们今天还在世。他们质疑费尔特的动机，不希望看到伤害他们的人成为一个“英雄”。

　　他们的理由有很多：作为政府高官，费尔特没有公开走向国会或司法，而是暗地向记者泄密，不光明正大；费尔特本人并非严格守法的形象，他在联邦调查局任职期间，也曾对可能有恐怖活动的激进反战组织做过违法搜查，论性质和水门案差不多，他在上世纪80年代被因此定罪，还是里根总统赦免了他。

　　他们质疑费尔特的品质，是想证明，费尔特不是英雄，他有私下并不光彩的动机。当年尼克松的演讲稿写手布肯南就认为，费尔特此举是因为没当上联邦调查局局长；也有人认为，尼克松对调查局指手画脚，使得费尔特心生怨恨。

　　在政治领域，对政治家行为的动机质疑，经常会形成困扰。可是，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健康的制度来说，必须考量的是，如何运用制度规范来保障政府行政分支的良好运作，而忽略涉及者的主观动机。制度只考虑客观效果。

　　例如，为保障国家利益，规定了政府雇员有遵守保密制度的责任。同时也规定了，雇员在发现上司违法的时候，有“吹哨子”(揭发)的权利。当两种行为发生冲突时，不是雇员的上司来作出判断和惩罚，而是由独立、公开的司法来依法判断。也就是说，对于有可能涉及泄密的“吹哨”，不论其主观动机，司法只判定他吹得是否合法。如果政府机构报复，他也有权向司法寻求公道。

　　对于涉及制度健康的大事，人们更习惯从法律的角度和对维护制度起的客观效果，来判断事情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把复杂的道德问题交给每一个人自己的良心。这成为大多数美国民众判断的习惯。人们理解事情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理解人有在合理范围内的私人利益的考虑。

　　“深喉”事件中，美国民众都理解，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事件。在“深喉”身份仍是秘密的最后几年，《华盛顿邮报》记者和费尔特本人始终在讨论，假如费尔特同意公布，由谁来公布。这涉及利益。最后，发布消息的不是《华盛顿邮报》，而是另一家报纸。费尔特的女儿明确告诉大家，她劝父亲自己公开的理由，就是筹措外孙的学费，也就是把“深喉亮相”，向报纸卖一个好价钱。

　　民众认可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大家对新闻业有深刻的理解。

　　秘密新闻来源，应该尽量减少的被迫选择

　　事件发生后，在中国有人评论，“‘深喉’改变了美国新闻业，使秘密的消息来源登上了‘大雅之堂’”。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够准确。

　　在美国，新闻业是一个中立的纯商业运作。听上去不那么高尚，可正是这样的性质，保证它脱离政治的掌控，变为一个独立的无冕之王。

　　美国的新闻业是逐渐成熟的，在它两百多年前起步的时候，它也走过弯路。美国新闻业曾经不是中立的：各党办报，相互造谣谩骂；它也曾经不是诚实的，为了吸引读者，生造耸动的假“新闻”，惟恐天下不乱。可是，随着新闻业的成熟，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媒体和读者的良性互动逐步形成。新闻业逐渐形成职业规范。这些规范不是由于政府的干涉指令，而恰是商业竞争的结果。

　　现代新闻业规范最重要的一条是追求真实。各媒体都有严格的核实事实的制度。消息来源透明是真实性、可靠性的重要保障。因为消息来源是否站出来，意味着他是否承担责任。从长远的信誉考虑，报社答应保密，一般都会做到。当面临一些官司的时候，按照美国宪法，被告有权面对证人证据，法庭有权要求记者公开新闻来源，假如不交，记者就是藐视法庭，可能坐牢。这是保障被告的宪法权利。否则，被告可能被虚假来源的虚假证据入罪。水门案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水门案的法庭上，此新闻并没有作为呈堂证据。

　　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媒体又会遇到“深喉”这样要求保密的来源。遇到这样的情况，媒体被迫在真实与虚假之间作出艰难判断，在发表耸动新闻的利益和出现虚假报道的损失之间权衡。出大问题的往往是秘密来源，如这次的美国《新闻周刊》事件就是如此。出了问题，媒体就必须承担信誉的损失，甚至法律的责任。

　　所以，在新闻业尚未成熟的开端，是不在乎公开来源的。公开来源、提高透明度，恰是新闻业成熟的标志。被迫使用秘密来源的媒体，一般也做了最大可能地核实，可这类新闻仍然会遇到民众对消息真实性的怀疑。秘密来源不是新闻业的方向，而是应尽量减少的被迫选择。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报告，他们对2004年美国媒体的调查发现：48％的报纸新闻注明4处以上来源，33％的报纸新闻注明2至3处来源，12％注明1处来源，仅有7％的报纸新闻不明确注明来源。

　　这种透明度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新闻业的成熟度，也标明了它的社会成熟度，以及司法的公正和独立的程度。

　　(作者系知名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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