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 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人民网北京6月3日讯就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刚刚结束高调“论剑”中国之际，在上证指数飞流直下，终于要接近千点关口的时点，6月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聚集了众多中国金融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借《黄达书集》的出版，探讨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金融学家、教育家，黄达教授为人处世极其低调，无论学问还是人品都深得中外敬重。作为当代中国货币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金融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对中国货币、银行、物价、财政及宏观调控等一系列经济金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业内普遍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对形成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和财政金融理论的建设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当他把蒙代尔教授等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引荐到中国“生根开花”之后，自己却闭门谢客，淡泊名利，潜心学问。短短几年时间，领导完成了跨世纪《金融学》教材的编纂，并将以往11本著作整理续编成厚厚的六大本，单是这种治学的严谨与激情和那繁重的工作量，很难想象这是一个80岁的老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代表周小川行长和中国金融学会高度评价了黄达教授“立足本土、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严谨治学”的精神，希望业内弘扬这种精神，加强对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重要理论问题的先导性研究，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吴晓灵说：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多方面挑战，使得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里要想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必然要经受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将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理论命题需要研究。例如，研究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次序以及内在联系；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途径、方式和制度安排；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与方法等课题，都迫切期待金融理论研究的创新与突破。

　　吴晓灵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情况十分复杂的国家，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经济与金融改革，诸多经济金融现象与问题很难用现有的经济金融理论以及历史经验所概括和解释。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汇率制度的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改善全局与局部金融生态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问题等等，这些独具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特质的课题，赋予了中国金融学术界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以说中国金融学术界任重而道远。

　　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大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俱备。究竟应该如何实现和评价一个创新？黄达教授认为：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吸收、凝练一切文化精华建立起经典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应勇于肯定，又应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同时，金融学科建设又需要一个从不满足于现有认识，更不把自己的现有认识视为绝对真理的框架；只有永葆持续进取，才能为迅速发展、变化万千的生活实际提供理论服务……

　　经济金融的运行就是社会各种利益碰撞的过程，理论研究就是要客观地描述这种利益的格局及其变动的规律，为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用正向激励的利益调整机制推动社会福利的增进。改革需要激情，研究需要冷静。吴晓灵和与会专家都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金融研究人员应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沉下心来，保持客观、独立、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

　　黄达教授用“古今中外，含英咀华”来概括积六十年经验所领悟的建设基础理论所应取的思维态度。他认为：对经济金融理论思维框架的概括很难表述精准，精准往往让位于模糊，繁不如简。黄达说，建国伊始，在金融理论建设中，我们拒绝西方，拒绝建国前的研究成果，同时漠视自己本民族的古代思想，这不符合“古今中外”的精神。而现在，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金融知识又受到特别重视。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的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问题是如何学？他提倡要“含英咀华”。“含英”，就是全盘照搬；但更需要“咀华”，没有充分的咀嚼，就没有消化吸收。而实践起来，好像一百多年始终处于反复之中。现在，受到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克服完全照搬。但这个倾向的解决，不可能实现于旦夕之间。简单的指责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真正培育起我们自己深厚的理论根基。

　　在“市场化”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黄达教授却提出要把研究计划经济纳入基础金融理论建设视野，认为不应该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截然对立割裂开来。他说，通常我们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体制，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前，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已经有三四个世纪覆盖了世界的主干经济，并逐步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开拓出一片天地。而且，在以彻底扬弃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为最终目标的计划经济中，实事上不能不存在商品交换，在生产资料领域也一直摆脱不了所谓的“商品外壳”，并且几次企图“取消”货币都次次碰得头破血流。这说明，20世纪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同它自己依以脱胎出来的历史背景——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割断联系；商品、货币及其规律，依然在计划经济中取得了一个特殊的但却是普遍覆盖的存在形态。换个角度说，计划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存在。问题还在于，这个特殊形态还塑造了一个交易参与者极其简化的经济试验厂所。许多学者历来慨叹社会经济不同于科学技术，无法建立实验室。但计划经济正是在几十年间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经济实验室。在货币银行领域，市场经济经过多年抽象推导出来的模型，在计划经济中则是以极为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英”，这里有“华”，对于这样的“理论财富”，我们是不是也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想想我们金融资本市场的种种似是而非、非此即彼的“创新”，其实可能就误在“半瓶醋”上，用计划经济思维操作市场经济，而又生搬硬套市场经济理论放任本该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事情。黄达教授的话的确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