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文人“走红”之忧

　　日前逛书市，看到不少有关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图书，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这对我们不忘历史，培养爱国情怀是大有裨益的。但令我惊异的是，胡兰成、周作人、张资平等汉奸文人的书也杂陈其间，特别是周作人、胡兰成之作竟有六七种之多。我随手翻翻，不禁忧心忡忡。

　　周作人、胡兰成、张资平何许人也？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甚知道，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更懵懂了。但我们只要翻开历史一查，便一目了然。周作人是个文学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说有过不俗的贡献，但他从1938年充当汉奸的短短6年间，担任各种伪职达30种之多，并摇动笔杆大肆制造汉奸舆论。胡兰成60多年前认贼作父，充任汪伪宣传部次长、伪法制局长，并兼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为汉奸头子汪精卫的“文胆”。张资平原本是擅写多角恋爱的小说家，汉奸之名虽不及周作人者流“显赫”，但日本侵略者一占领上海，便充当其御用文人，主编宣扬“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而不知为什么，对这几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文人，我们有的出版社似乎对其情有独钟，接二连三地出版其作品，而且还有意无意地隐去历史背景，使得不少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误把这些昔日过时文人当成了今日文坛“新秀”。影响更坏的是，有的书中还收入了所谓的“回忆史料”，公然说周作人不是汉奸，他出任伪职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也有的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曾邀请周作人到解放区去云云。这样一来，原本屈膝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摇身一变，俨然以共产党的地下尖兵现身了。

　　联想到近年来屡屡发生拿国耻做卖点的新闻，深为某些同胞精神上的麻木和荣辱观的混乱而痛心。为了名利，有些人已经不仅淡忘了历史，而且扭曲了起码的是非。不然，何以连许多日本人都厌恶的战犯东条英机的头像竟印在中国企业生产的水杯上，堂而皇之地摆上了货架呢？不然，某个青年作家怎敢公开宣称：“如果一边是汉奸一边是饿死，让我选择，我也当汉奸”呢？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荣辱美丑的错位，是非观念的混淆，是一种比一时的行为错失更可怕的“瘟疫”。它往往从风尚上误导人们审美与行为取向，产生不可低估的社会流弊和危害。上述几例是非颠倒的鼓噪，虽然或许是某些浮躁狂妄之辈在故作惊人骇俗之语，但却不能不引我们的警觉。我们的出版社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如果为了多赚几个铜板，就有意无意地为汉奸张目，甚至不惜颠倒黑白，为其涂脂抹粉，这本身就是是非观念失落的产物，又起着更加销蚀人们正确的荣辱美丑观念的恶劣作用，我们决不可不加强矫枉的力度。

　　古人云：“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周作人、胡兰成之流背叛祖国，认贼作父，天良丧尽，人格荡然，其大节之亏，莫此为甚。所以，其作品不值得后人如此厚爱，奉若神明。即便因为其作品有文采，有读者，为了某种需要，要出其书，亦应讲清其人品，以免误导读者，特别是年轻受众。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不能忘记历史，更是固我根基，振兴中华的需要。要知道，没有血性和气节的民族是被人看不起的，忘记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稿源：红网)(作者：司马牛)(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