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外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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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之外的田野2005-6-4 4:50:53

　　思考一

　　打工、参军……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农村娃纷纷向城市涌流，但没有文化没有文凭，这些孩子在城市如何立足？低素质人口沉淀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思考二

　　政府奖学金只针对成绩优秀的学生发放，希望工程援助对象则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生。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贫困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思考三

　　成都市的一些郊县的重点中学在吸引社会捐助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但辍学严重的学校多半是惨淡经营、生源较差的普通中学，他们又靠什么来吸引资助？

　　政府援助的盲区

　　尽管奖学金每年都在提高，但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贫困生而言，政府的补贴仍然只是奢望。

　　高中生辍学并非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成都市的不少近郊和远郊区（市）县都面临高中生因贫困而辍学的难题，某县2004年普高生的辍学率甚至达到了3％，辍学人数超过300名。而这还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在记者的反复纠缠下拿出的数据，记者在当地一些学校了解的情况远比这个数目更多。另一个难题则是，辍学严重的学校多半是惨淡经营，学校本身无力拿出更多资金资助贫困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出钱资助贫困生”就成了学校渴盼的愿景。

　　事情似乎也正往好的方向发展。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历年来资助贫困生情况汇总表》的记录，由政府出资设立、主要面对我市普通高中贫困生的政府奖学金，从2002年的242万元上升到2003年的310万元，到去年又飙升至401万元，两年间奖学金金额上涨1．66倍。在2003年还是空白的面向农村贫困职高生的“农村中职生补贴”，去年也开始向4885名贫困生发放了195．4万元。据相关工作人员透露，这两项金额在今年还会进一步提高，让更多贫困生受惠。

　　政府的资助确实改变了部分贫困高中生的命运，大邑中学今年就有61名成绩优秀的贫困高中生领到了350元的政府奖学金。不过该校一负责人说，学校为争取这个奖学金也费了大力气，因为有太多的学校在“争”。而且政府奖学金只针对成绩优秀的学生发放，并不能解决所有贫困生的问题。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贫困生而言，政府的补贴仍然只是奢望。

　　与政府奖学金类似，希望工程的阳光也很少能照耀在那些成绩一般的高中贫困生身上。成都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该办通过筹集社会资金，为1000多名贫困生发放了助学金。不过助学金的发放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生，领到助学金的高中贫困生只有大约100名，而且这些幸运儿几乎全是品学兼优者。“资助者在提供资助时肯定要考虑成绩因素，这本来也无可非议。”

　　在官方和半官方的资助无法为大多数贫困生提供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希望在哪里？

　　爱心基金的短肘

　　任何一位热心捐助者在出资的时候都要考虑投入后的产出效果，希望好钢用在刀口上。那么“刀背”呢？

　　在政府、学校均无力对贫困高中生提供更多资助的时候，社会上的慈善捐助就成了解困的唯一渠道。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成都市的一些郊县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记者在蒲江县了解到，当地高中生辍学的情况“非常非常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爱心基金的成功运作。

　　爱心基金是蒲江中学在2000年设立的。在基金设立之初，该校尽管采取了诸如减免贫困生学杂费等措施，但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仍然无力承担学习费用，比如高2002级的周雪莲，母亲嫌家庭贫穷而离家出走，周雪莲和父亲、弟弟相依为命，一家人基本没有经济来源。虽然学校免收了她的学杂费、资料费，但周雪莲在上完高一之后就没有再到过学校，反复动员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在2000年以前更多，”蒲江中学刘校长说，随着爱心基金的设立和发展，筹资渠道不断拓宽，周雪莲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少。

　　据该校德育处负责人介绍，爱心基金最初大都靠学校领导和老师、学生家长捐款来筹集资金，自从2002年以后，学校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募捐。几年来向爱心基金捐款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西南建筑公司、县国土局、县工商局、县国税局……随着爱心基金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个体户和包工头也纷纷解囊。在资金来源充足的基础上，学校制定了爱心基金章程，规定无论成绩好坏，特困生均可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由学校考核查实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后发放资助。资助又分为一次性资助和常规性资助，领取一次性资助的学生每学期可得到高达500元的补贴，而常规性资助则对特困生提供每月40元的生活费补贴。

　　在大量社会资金注入后，蒲江中学已有能力为绝大多数特困生提供帮助。如今该中学每月都将提供一千多元的资金对30多个学生提供生活补贴，每学期还将减免60多个学生的3万多元学杂费，还有每学期对40多名学生的1万多元住校费进行减免……

　　蒲江中学的办法或许对其他中学等学校有示范作用。不过现实的情况仍然如同成都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位热心捐助者在出资的时候都要考虑投入后的产出效果，希望好钢用在刀口上。此外还有一个因素，蒲江中学是蒲江县的重点学校，一般的县镇中学也如法炮制一个基金，能募集到这么多钱吗？

　　打工、参军……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这些农村娃纷纷向城市涌流，以致我们连续走访4家人都没有找到一个辍学的学生。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要生存，就到城里去？

　　从学校流失的学生大多数都没有回家种田，而是流入城市。怀着“勤劳致富”的梦想断然放弃求学之路，这些农村娃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

　　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当记者和政教处李主任沿着山路来到金银村6组黄登家门口时，家中早已空无一人，黄墙黑瓦上满是雨水冲刷后的泥巴痕迹。黄登曾经是一名高中生，但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里经济条件日渐窘迫，黄登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帮母亲料理农活。到高二时，黄登辍学了。

　　找不到本人，记者只得向乡亲打听黄登的消息。一位正在打菜籽的大姐说，黄登还有个弟弟叫黄冉，哥哥辍学后母亲到潮州打工，就由黄登在家里干活，照顾弟弟。17岁的哥哥带着12岁的弟弟过了一年，去年秋天母亲回来，把兄弟两人都接到潮州去了。“他妈好像又找了个朋友，中江的，这下他们可该过得舒服点了。”大姐一边说一边嘻嘻地笑，“腊月间他妈还带着弟弟回来过，但是黄登没回来。说是在那边打工，忙呐！”

　　高中文凭：命运的拐点

　　对那些因贫困而辍学的高中生而言，没有高中文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了与同龄人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丧失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

　　四方村的王表才和张年曾是同班同学，但后者在高二时就辍学了，王表才则坚持到了毕业会考并拿到了高中毕业证。这两个年纪相仿、家境相当的好朋友的命运在去年8月变得不同：在王表才毕业后两人相约到成都找工作，一个月之内他们先后到7家单位应聘，但因学历达不到要求被对方拒绝。去年8月17日，几乎绝望的两人来到某保安公司，公司在查看他们的学历后很快把王表才选上，无奈的张年只得再次回到四方村务农。

　　说起这段经历，张年至今还想不通。“才娃（指王表才——记者注）有啥子嘛？长得没得我墩笃，力气没得我大——当保安不是就看这个吗？哪晓得老板只看文凭。”张年说，现在王表才已经是某小区保安的班长了，一个月能挣千把块钱，比他本人的收入多了两倍还不止。对于今后的打算，张年说他决不愿意在农村呆一辈子，不过他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唯一的希望是“才娃说他要是发了，就找我去成都帮他。”

　　像张年和王表才这种对比鲜明的例子在当地并不罕见。在如今本科生、研究生泛滥的情况下，高中文凭可谓是在城市就业的最低门槛，如果连这个条件都不具备，进城打工明显要艰难许多；即便找到工作，上升空间也将被大大压缩。

　　致富，仅有勤劳是不够的

　　成都市社科院一位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认为，没有高中文凭的农村人口几乎没有垂直流动的可能，最多只能在各地水平流动，他们没有更多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尽管也有一些勤劳致富的例子，但终究是极个别的情况。而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自主创业的门槛越来越高，要真正致富除了资金支持外，文化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农村辍学高中生的未来，这位专家认为“相当悲观”。

　　让人担忧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辍学高中生的个体生存状况。成都市经济信息中心总经济师李霞就认为，现在无论新闻媒体还是普通群众，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辍学问题都非常关注，但是对于高中生（尤其是成绩一般、考大学无望的高中生）辍学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得比较少，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李霞说，和小学、初中一样，高中教育同样是基础教育，如果这一阶段的教育得不到保证，低素质人口沉淀必然会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本报记者宗原如摄影王熙维（本文中辍学学生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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