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证明周阜山的清白”

　　与刘培植约好的见面时间是3日下午两点半。为了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到达北京，记者早晨五点从淄博出发，一路马不停蹄，终于在昨天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赶到了北京。

　　北京的天气异常燥热。在未见到刘培植前，记者的心一直惴惴不安。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到底是什么。那个位于北京西城区百万庄申区十号的部长楼一直以一种神秘的姿态在记者心里若隐若现。

　　约见的时间到了。记者摁响了部长楼的门铃，一个服务员从窗口探出头问：“找谁？”得到明确的答复后不到一分钟，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记者的耳畔响起：“是山东来的同志吗？”

　　年过花甲但依然身体健硕的刘培植迎出来。他拉住周立的手说：“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是周阜山同志的儿子。”说话的瞬间，他眼里隐隐有了泪花。

　　提起周阜山，他说：“这是一个好同志，我以我的经历和党性证明，周阜山是一个清白、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

　　刘培植今年已九十二岁，一九三三年，他从延安参加红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作为监管粮食的代表之一迎接毛主席进驻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作为党的高级地下工作者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并负责过上海至重庆的秘密交通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山东胶东半岛的地下抗日组织全面建立。一九四五年，他到达东北，成为辽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辽北省公安总局局长。

　　当年，他与周阜山成为同事。当时，周阜山在接受调查时告诉他，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交通联络员。两人共事一年多，周阜山在得到组织信任后，曾担任辽北省公安总局情报股股长，在此期间，周阜山二次入党，刘培植和王哲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注：刘培植的“植”昨日误为“职”，今日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本报特派记者董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