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哪个更靠得住？

　　单纯靠制度，是靠不住的。再好的制度要靠人来正确执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换句话说，制度没有弹性，一是一、二是二。人有智慧，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情况下，执行制度的力度有大小、尺度有宽严，结果往往会有很大差别。制度在墙上，在纸上，甚至在石头上、钢铁材料上，人们仍然去藐视，仍然去违犯，仍然去践踏制度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寄希望于制定一套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天下太平，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比如：去年发生的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难道生产、销售者不知道国家和地方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吗？近年来因贪污腐败而被押上审判台的成克杰、胡长清、李真、李嘉廷之流，难道不知道中央有三令五申，各级有方方面面的廉政规定吗？去年，国家审计署公开曝光的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电力公司、国家林业局等各单位违规、违纪之事，恐怕也难于归咎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吧？

　　单纯靠人，也是靠不住的。人乃万物之灵，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千千万万的人，各有各的思维和想法，各有各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人的思维无法用制度来固定，人的行为无法用制度来统一，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怀着利己之心，或多或少谋着利己之图，或多或少干着利己之事。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古人讲“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等等，正是对这种种现象的逼真刻画。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社会上势必恃强凌弱横行，贫苦哀告无门。因此，才会有小到乡村民规民约、企业单位规定，大到党纪国法等一系列制度，来告诉人们哪些可以做，那些不可以做，那些行为是被允许的，那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再从政党、国家的角度看，无数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制度，完全靠人，是不科学、不理性的，甚至是危险的。比如：文革当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等，都是把人神话了，把人的作用无限夸大了，归根结底，把制度丢弃了。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要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就阐明了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既要靠人，也要靠制度。人和制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制度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约束人的个人自由，限制人的私欲膨胀。制度本身“铁面无私、一视同仁”，无论官员还是百姓，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要严格照章办事、守法做人。制度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这个角度讲，制度与人是矛盾、冲突的。另一方面，人是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任何制度都是从人出发，最后又归宿到人。没有哪个制度不是针对人制定的，没有那个制度不是为了人而制定的。人是制度的制订者，制度不会自然而然从天而降，任何制度都是部分人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集中古人今人的聪明才智而制定的；人是制度执行者，制度本身不能自发地执行，没有高素质的、具有执行力的人去执行制度，再好的制度也只是一纸空文；人是制度的保障者，制度一旦制定就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而人要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驭大千世界的“万变”于制度的“不变”，保证制度不偏不倚地落实和见效。同时，制度使人畅通渠道，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决策更科学；制度使人知可为不可为，明能行不能行，察得人心还是失民意，行为更理智。

　　所以，无论是管理一个单位，还是治理一个地方，都要把发挥人的作用和发挥制度和作用结合起来，把重视人的建设与重视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那种把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人的建设和制度建设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唯物辨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