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走穴忽视了公共成本

　　最近上海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所有医疗机构都必须健全医师外出行医规定，促进医生有序流动，公立医院在编医生到外单位执业行医，原则上每周不超过一个工作日。未经医院批准擅自在外行医的人员，将按照《执业医师法》和医院的院规受到暂停执业的处罚。

　　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赞成这一做法的人认为，公立医院医生在外行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将这一现象公开化、合法化可能实现患者、医生、医院三赢的局面。医生的合理流动，有助于医疗水平的提高，首先院外危急疑难重症病人，需要众多专家进行会诊，借助于公立医院的专家参与，其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其次医生在外出诊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医生的劳动效率，减少患者的流动，使患者能在外院直接接受专家的诊治，降低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外出就诊有利于提高基层医院的救治能力，在医生外出就诊的同时，起到了言传身教的直接作用，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医疗水平。

　　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未经医院同意，在编医生前往其他医院参与会诊治疗，就是一种走穴行为，这一行为不能提倡。持这一看法的人认为，有资格走穴的医生，至少是主任级以上的专家，外出行医，无论如何必然影响本院的医疗工作，如果此时本院有危重病人需要救治，则可能出现医疗能力不足的局面；其次参与走穴的医生走穴所得就是变相收取“红包”，在本院不能收，你到外院去就诊，我到外院去给你看病，在那儿收就变得合理了；另一方面，医生走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现象，在走穴中出现医疗事故，责任难以划分。而且外出走穴的医生可以收取高额报酬，对安心在本医院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明显有失公平。

　　据有关媒体报道，医生走穴的现象已经存在了很久，特别是在大城市中走穴的现象尤为严重。据一位上海的医生告诉记者，他走穴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的，一般周五晚上乘坐飞机或者汽车到目的地，此时外地医院已经把准备工作做好，他在周六苦干一天，周日匆匆返回上海，两天下来，要做三四个手术，在手术台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据称如此艰辛可以换来8000至10000元的高额收入，走穴一次，比其他医生在医院里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另据专家指出，由于走穴严重，走穴医生和外地医院配合不够默契，以及设备不同、环境差异、过度疲劳等因素，全国因走穴导致的医疗事故不断上升，目前已超过医疗事故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笔者曾经参与过一个案件，北京某大医院一外科医生到外院走穴，为患者进行植入手术，在患者下肢植入一器械，以对肢体进行矫正。后该医生因故不能按期到外地医院将植入器械取出，造成局部坏死，引发了医疗事故。

　　目前主要参与走穴的医生有两类，一类是外科医生，主要进行较为复杂的手术；另一类是内科从事介入治疗的医生，主要对心血管系统进行介入治疗。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医疗行为已经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医生的操作是在专业医生领导下的集体行为。大型的外科手术，以及从事介入治疗的医学手段，不但需要借助复杂的科学仪器设备，同时还需要操作者的密切配合。从手术前的观察和检测，到手术中的麻醉与实施，甚至手术后的护理应当是一个缜密的系统工程，因此仅靠专家走穴，并不能完全地使医疗手段顺利实施，因此因走穴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必然上升。

　　公立医院应当是一种为全社会服务的公用系统的组成部分，医生在这一公用系统中起到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职责。医生能力的提高，除了个人素质之外，在自身业务的提高过程中，得益于公用系统的大量支持和帮助。公立医院的医生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同时，学习掌握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手段，这一过程包含公立医院付出的成本，这一成本的付出应当视为全社会的公有财产的组成部分。但是，参与走穴的医生，无论有何种理由，显然都忽视了公立医院所付出的相应成本。无论如何外出走穴都是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行为，这一行为为走穴者创造了不公平的收益，却让全社会为此付出了本不应当付出的代价。医生走穴与医疗机构之间的互相合作，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参与走穴的医生，与坚守岗位的医生之间因收入差额，也将出现巨大的心理差异。参与走穴的医生，不应当将其医疗手段，完全视为个人能力，这其中应当包含公共属性的无形财产。

　　我们的法律应当从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而医生走穴并不符合全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我国《执业医师法》中有很多强调医生职责和道德的具体规定。而目前出台的允许公立医生经批准后，到外单位执业行医每周不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做法，不啻为医生外出走穴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原来只是在周六、周日走穴，如今再加上允许一个工作日，使走穴的时间相对延长。所谓需要经过单位批准的做法，与行政立法的规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而这一做法事实上是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的。

　　有一首曲意朦胧的诗：“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挥衣袖，带走了不菲的红包。”应当承认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医疗机构，救治水平有很大差异，但是缩小这一差异，绝不是通过走穴能够解决的。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