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高考移民”

　　海南省的高考移民风波近日似乎“尘埃落定”。海南省教育主管部门5月17日曾宣布340人被取消报名，并在网上公布了名单，而在高考前夕，这些因两地重复报名而被剥夺报名资格的学生，突然被重新同意在海南省报考。（《中国青年报》6月5日）

　　从被取消报名到重新同意报考，不过半个月的时间，但其间无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这里面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对于高考移民问题的判断，绝非看起来那么简单。

　　“高考移民”固然使本地考生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然而，一些省市的考生凭借资源优势或国家政策的扶持，升学率可以高达70%以上，凭什么其他省市就只有50%。这难道就“公平”吗？户籍制度的客观存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录取分数悬殊差距，正当又在哪里呢？

　　实际上，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在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巨大的中国其实古已有之。据韩国历史学者裴淑姬的考据，宋真宗年间，改比例解额制为固定解额制，由于各地解额（即乡试录取的名额）不均，由此出现了固定解额较少的州郡的士子纷纷到解额相对较宽的州郡去取解的做法，被称为“冒贯寄应”。明清之时，这种“冒籍”现象更为猖獗。中国科举史上的“冒籍”现象，与今天的“高考移民”何其相似。

　　古代由“冒籍”而引起的官司和骚乱不少，统治者对“冒籍”者的处罚也可谓严厉，轻则发回原籍、革职查办，重则问罪治狱，甚至杀无赦。然而避难就易、想方设法“冒籍”的士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随着配额的细化愈演愈烈。当科举成了唯一的“举仕”途径，围绕这种制度“道高一尺”，自然就有“魔高一丈”。对于广大农村学生来说，高考成为他们跳出“农门”的最佳途径，除此之外，似乎难有别的选择。因此，笔者以为，弱化高考的作用，拓宽公民向上流动的途径才是首要之举。

　　面对这种“高考移民”，有人曾提出应该取消分省定额的录取制度。这类争论同样古已有之，北宋中叶，欧阳修与司马光引发的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轮争辩，就是围绕凭才取士还是“逐路取士”展开的。结果又怎么样呢？宋元明清的史实证明，在中国的国情下，要做到“全国一盘棋”似的公平公正，只会引发更大的问题。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古代统治者必然要通过政策倾斜来“照顾”边远省区。在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在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想通过“全国一盘棋”来“毕其功于一役”，显然不现实。“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高考移民“堵”还是“疏”的争论其实并无意义，只能说，封堵“高考移民”，功夫在“堵”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