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何以出三周（读书随笔）

　　不久前，湖南益阳“三周研究会”赠我一册《三周画传》（姚时珍编撰，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读后深有感焉。

　　何谓“三周”？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周谷城、周扬、周立波是也。近百年来周姓名人多得很，为什么把这“三周”放在“一块堆儿”呢？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三者都是益阳人，出生地相距不过几十里；二是三者在现当代文化领域都有杰出贡献，是文化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读《三周画传》，不仅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贡献有了较真实、全面的了解，而且引发了我对益阳为什么能出“三周”这个问题的思考。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益阳周姓同时出现这三位文化名人，并不是周家“风水”好，而是与他们产生的地域、时代和人文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周”的出现与湖湘文化的熏陶和深厚的家学渊源密切相关。据有关资料记载：益阳历史上素有重教育的传统。唐代以来，益阳官府重视文化，教育逐步发展。明代嘉靖年间，益阳知县刘激创办了龙洲书院；清代学者胡林翼创办了箴言中学；清末民初外国人也在益阳创办了一所信义学校。唐代以来，益阳出状元、进士、举人有记载的达106人；近当代也出了一批院士、将军。益阳靠近长沙，也是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北宋以来，大批文化人南渡，其中胡宏、张栻等人讲学南岳,他们的大批著作问世,成为长沙、益阳学子的重要读本。理学大师朱熹主讲岳麓书院，在湖湘文化发展中起过很大作用。后来又出现了王船山、王夫之、陶澍等湖湘派大学者，他们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不尚空谈的务实精神，力行践履的道德素养，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对周谷城、周扬、周立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周画传》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人文环境对“三周”成长影响的历史轨迹。

　　周谷城是历史学家，周扬是文艺理论家，周立波是作家。三者“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历史学家周谷城一生以教书为业，晚年以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身份参政，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实他早年就接近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周谷城思想活跃，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并受比他大5岁的早年同事毛润之的影响，投身大革命，在武汉负责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后来他埋头撰写《中国通史》，成为史学大家。周扬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离开家乡到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后来参加并领导“左联”，为壮大“左联”队伍，繁荣左翼文艺创作，加速文学大众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延安以后，翻译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周立波则被人称为“学者型战士”、“战士型作家”。三十年代初，他跟随周扬（从辈分上说，他是周扬的侄子）到上海，站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到延安后以随军记者身份采访八路军高级将领，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新闻和报告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写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都有很大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茶子花”文学流派。

　　实际上，《三周画传》以优美的文字和珍贵的照片，形象地解答了“益阳何以出三周”的论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6月06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