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摘编6.6

　　要做“头脑国家”

　　据《光明日报》报道，在前不久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对世界正面临的“知识鸿沟”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有人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些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它们创造并出口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则会成为躯干国家，只能引进并使用知识。”

　　一个美国参议院的官员曾对成思危说，所有从中国来的船都是满的，所有去中国的船都是空的。成思危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中国出口的商品必须用船来运输，而美国卖给我们的金融、法律服务、软件等，不用船运，而由飞机运或者由专业人士带到中国来。“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只有躯干而没有头脑的国家，就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教育。”这是成思危的结论。

　　领导政绩要看成本

　　据报道：200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曾经透露，中央拟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据权威人士透露，领导政绩考核评价标准有六个方面，而新颖之处则是考核办法首次提出了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不仅看领导干部取得的政绩，还要看创造政绩的目的以及为谁创造政绩。并对为取得政绩所付出的投入和代价进行计量，以切实避免不计成本和代价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

　　防止“打官司”

　　就是“打关系”现象

　　据《光明日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日前表示：要坚决防止“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不良现象，绝对摒弃“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庸俗哲学，彻底破除“人情大于王法”的封建落后认识。

　　肖扬表示，要进一步解决少数案件特别是少数民商事案件审判中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强化“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是人民群众，司法不公的最大受害者也是人民群众”的观念。在法律的框架内，凡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做;凡是失民心、背民意的问题，都雷厉风行去改，就可以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消除人民群众的误解，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关注权利

　　实现的“质量”

　　《解放日报》最近刊登郭之纯的文章说，北京一名律师将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告上法院，原因是他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上遭遇交通拥堵，耗费近两个小时才行驶完70公里的路程。因此，该律师以高速公路未能提供高速行驶条件，却仍然原价收取车辆通行费不妥为由，诉请返还当日所收车辆通行费的一半12.5元。

　　文章说，虽然这起官司的标的只有区区12.5元，结果也还未可知，但诉讼本身却对权利意识的培养不无启迪意义：不仅要注重权利的实现，也要注重权利实现的“质量”，即“兑现”权利时要力求“足斤足两”，对权利被“打折”不能随意迁就。文章说，现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票涨价了，按理说，价格越高服务的质量就应该越好，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虽然户籍制度松动了，但暂住证、禁乞区、准入条件、留京指标等种种“附加条件”，仍然让一些人群享受不到完全平等的待遇；虽然“民告官”容易了，但“官”却往往放不下架子，不肯出庭应诉，如此等等，都是公民的权利被敷衍或“质量”被打折扣的表现。可喜的是，人们不仅维权意识日渐觉醒，维护“权利质量”的意识也在觉醒。

　　部分农民工

　　质疑“高清欠率”

　　据新华社报道，近来各地上报的数字显示，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清偿率大都超过90%，有的甚至高达99%。上千亿元的拖欠额迅速偿清，一些建筑民工在感激的同时，也提出质疑。他们坦言，各地层层上报的清欠数只是真实拖欠额的一部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要么不知情，要么管不了，要么故意隐瞒了。”

　　欠薪竟是企业

　　“经营策略”

　　《工人日报》报道说，建筑业农民工工资“前清后欠”，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位山东籍包工头近日在北京工地上向记者讲述了一些拖欠内幕。他透露，不少施工企业对支付民工工资的策略是：第一步，每月只给基本生活费，一般200元以下；第二步，工程进度超过80%后，如果民工要求支付工资，企业即兑付一小部分，并给予一些承诺和安抚，糊弄着工程完工；第三步，工程完工后，民工索要剩余的大部分工资，多数企业的对策是要就给点，要得紧即多给，要得松即少给。总的原则即“能拖一天是一天”，方法就像“捉迷藏”，常用的借口是“业主的钱还没来”。这位包工头坦言，一些包工企业将拖欠民工工资当作“经营策略”，根子还在于建设单位常常把拖欠工程款作为“投资策略”。目前一个项目的工程款实际兑付率只有50%至70%，这使得施工环节利润率一般只有2%，逼迫一些施工企业或包工头寻找借口压低、拖欠或逃避支付民工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