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盐田模式”（关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③）(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6日04:43 人民网-人民日报

　　5月28日，为了选出新的“当家人”，深圳市盐田区东和社区居民冒雨投票。

　　廖国强摄

　　胡谋　赵俊宏　范勤学

　　提名权与选举权一并交给居民，平均参选率80％以上。5月28日，深圳盐田区居委会直选引起关注。

　　居委会、服务站、工作站各司其职，如何配合协调？“议行分设”的新探索优势何在？怎样发展？

　　597票，遥遥领先对手197票———5月28日，对深圳海涛社区新当选的居委会主任陈华添来说，这次胜利“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早在1992年，陈华添就是这个居委会的“当家人”，但在2002年的换届选举中他却落选了。“街道办事处认为他‘不听话’，把他从候选名单上删了。那时的选举提名权由‘上面’定。”海涛社区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而在5月28日这场广受关注的“深圳盐田区居委会直选”中，选举是“来真的”，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把提名权与选举权一并交给居民，17个社区居民平均参选率达到了80％以上。

　　一看居委会选举“来真的”

　　所有投票点设“秘密写票处”，11位观察员全程监督选举过程

　　浙江大学比较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的郎友兴教授评价，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发挥的功能，首先是为居委会选举提供一种公正的、法律支持。

　　从这一点看，此次直选很多细节可圈可点：

　　选举委员会规定，投票日前一天，候选人应停止拉票；

　　投票日当天，候选人不得出现在投票现场，以免影响选民意愿；

　　所有投票点都设立了“秘密写票处”———一个比电话亭小、用布帘遮住的小格子，以确保选民写票时不受干扰；

　　盐田区聘请了11位观察员对整个选举过程进行监督，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部门代表及专家学者。

　　直选中，各个社区弥漫着竞选的“硝烟”。各个社区都举办了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陈华添所在海涛社区一连举办了三场。陈华添冒着雨把1000多份《给选民的一封信》送到选民手上，列举了自己当主任的“四大理由”：社区工作经验丰富、正当壮年精力充沛、社区人际关系良好、曾为社区做过贡献。

　　最终，陈华添打动了选民，回到“阔别三年”的居委会主任岗位。当然，他面临的是一个全新意义的“居委会主任”岗位。

　　二看“议行分设”增活力

　　从“听口令做动作”，到向政府争取合法利益的“居民代言人”

　　同一个职位，陈华添却要扮演和以前不同的角色，“以前我是完成政府派给的任务，听口令做动作，以后我要代表居民，去向政府争取利益。”这是陈华添对自己角色转变的朴素理解。

　　“议行分设”是本次直选的关键词。深圳盐田区民政局局长侯伊莎解释，所谓“议行分设”，就是重新界定社区工作站职能，把社区工作站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居委会则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组织落实居民自治功能。

　　这样一来，社区管理形成了“一会两站”的格局：

　　社区居委会由居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作为社区工作的主体，对社区事务行使议事、决议、监督职能，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作为专门的议事机构，不再承担以往政府交办的行政任务；

　　社区服务站作为民办非企业，由社区居委会登记注册，向社区居民开展低偿服务。政府可向社区服务站购买社区服务项目，向居民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无偿服务；

　　社区工作站则作为街道办事处派驻社区的工作机构，主要承担区政府下移社区的各类行政工作。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商红日认为这种做法有创造性，使政府在基层社会的功能和老百姓需求，在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层面得以落实，对转变政府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看“盐田模式”新困惑

　　原居委会改“工作站”，如果处理不当，行政负担可能不减反增

　　细察“盐田模式”，赞赏之余，专家们脑子里也纠缠着不少疑问。

　　首先是法理上的难题。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的沈荣华教授认为，街道办事处已经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工作站又是街道的派出机构。这在主体资格的权力推定上，存在合法性的问题。盐田民政局的王副局长解释，工作站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平台，不称为“派出机构”。

　　工作站和居委会的关系，也是难题之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认为，不能把“议行分设”中居委会和工作站的关系比拟成议会和政府的关系，因为目前的居委会还不是刚性的权力机关，决定不了工作站人员的任免，充其量只是执行监督，“发发牢骚”。这样一来，工作站和居委会在日后具体工作中就存在互相扯皮的可能。

　　第三个不能回避的难题是，改革的“效益”。盐田新居委会所属服务站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要通过政府补贴和微利的收入来为居民提供服务。沈荣华认为，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转变职能，把属于社会的事务推向社会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而“议行分设”之后，原居委会改为“工作站”，老套路未变；居委会和下属服务站，也要向政府争取利益。如果处理不当，行政负担很可能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

　　有专家分析，“盐田模式”有其特殊背景。在原来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盐田的居委会和由村委会发展而来的股份公司是一体的，村民都是股东，居委会下面也有很多可支配的资源：盐田的居委会三年可支配费用最少的有70万元，最多的达400多万元。这种经济实力是盐田改革的重要资源，而此资源非一般地方所能具有，因此，“盐田模式”在很多地方难以复制。

　　尽管如此，盐田“议行分设”的新探索，仍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本报深圳6月5日电）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06日第十版)